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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


□ 严海蓉

  一九九一年发生在深圳的一场工厂大火,夺去了六十八位打工妹的生命。一位来自湖北的农村姑娘侥幸劫后余生,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伤愈后又从老家返回深圳打工时,她说:“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你还是希望选择做人。”大火也不能阻挡她的追寻。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姑娘霞子在纪录片《回到凤凰桥》中也表示要彻底地和母亲的生活方式决裂,“如果我还得像我母亲那样生活,那我还不如去自杀”。在她眼里,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第三位打工妹,徐雪,在《中国青年报》上也表达了对做“人”的憧憬——“明天,我会更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这些年轻的农村女性们却有类似的表述——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她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
  为什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农村在很多年轻农村妇女的眼里是“没有出路”的地方,以至于她们要在城市里寻求“做人”,寻找一个现代的主体体验?对于劳动力流动,从政策(不是政治)和经济人(不是经济)方面的解释已有很多。我想探讨的是所谓自由劳动力的发生是怎样的主体体验过程,它与宏观的调控——现代性方案、城乡关系、发展策略——是怎样的关系。
  一九九九年我在北京遇到大姨时,她六十五岁了。她当时和儿子媳妇小孙子住一起。一家三代租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单间平房里。白天儿子媳妇到城里市场卖白条(加工好的鸡),她在家里照看一岁的孙子并给小两口做饭。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大姨二十多年前曾从无为县来北京当保姆。我们坐在后院,她给我谈起在家务农和离乡外出务工的经历。大姨的回忆带着一种兴奋和无奈的叹息。当年,苗条的她挑过满筐的河泥,人们开玩笑说她“水蛇腰”。回想起这些,大姨脸上荡漾着笑。集体劳动里她得到了某种承认和自豪。她回忆起集体生产的日子,忙碌的田间和家里的劳动。工分制公开地记录和承认妇女的劳动,使她们在公共空间中占一席之地。毛泽东时代以后,生产责任被承包到每一个家庭,农村公共空间剧减,妇女丧失了曾经在公共事务中获得过的有限的空间。随着集体生产活动的消失,公共事务基本上成了男人的圈子。
  在集体生产的年代,大姨家有三个年幼的孩子,粮食短缺。为了多挣点钱,七十年代末大姨到北京人家里干活。农村妇女肩负双重负担。一方面,作为农民,她们与男人们一样,用劳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当然,人们今天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批评很少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即当时国家把大约三分之一统收统购粮用于帮助缺粮的农村地区消灾减难 。当时国家明确承认三大差别,并把它的解决作为长期的任务提出来。今天这三大差别在中国和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并且趋势是有增无减,却不再听到作为问题提起,同样的问题似乎在市场化下就可以非问题化了。当时的高速工业化不仅是冷战的严峻国际形势所催逼,而且国家领导层也认为是减小城乡物质和技术上的差距以及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剪刀差的必要手段。国家积累所需导致的对农民的索取使农民自身很难有积累。单向以农哺工的格局在七十年代后期有了改变,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但是后来一系列的转向,包括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走大中小结合和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结合的方针遭到批判和农村“分田到户”的大潮流等,没有能给七十年代后期的这个苗头一个生长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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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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