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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及其影响


□ 俞宣孟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哲学学界曾发生一场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这场讨论虽然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却使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其实,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也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建设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是;存在;本体论
  
  在西方学术中,哲学和其他学问有一种统领和被统领的关系。也就是说,西方哲学是一门普遍的知识,相对哲学而言,其他学问都是特殊领域的知识。哲学不仅提供了学科分类的原则,甚至还提供给其他学科一般的方法。对我们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背景之一,熟悉西方哲学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实行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西方哲学还影响着中国哲学史的建设,曾经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西方哲学是我们写作中国哲学史时不得不依傍的对象,事实上有人也是这样做的。无论如何,西方哲学在中国的问题是西学在中国的问题中的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问题。
  作为西方人精神生活中的精华,西方哲学的精深奥义并不亚于佛学,对此我们应当有思想准备。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的经典数量还很少,对已经翻译出来的经典也还是处于研读阶段。虽然如此,西方哲学影响中国人思想和生活的势头很盛,近来所谓国学的“兴起”,看上去倒像是它行将被淹没时的呼救。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对西方哲学准确、深入的理解才不至于像能在自家江河里游泳的人竟淹死在他人的池塘里那样。准确理解西方哲学是一件艰苦仔细的工作,作为一个例子,我想重新提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界围绕Being的汉译问题展开的一场讨论,说明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理解是怎样从一些看似细节的问题入手的,而一旦获得新的理解,又将怎样产生广泛的影响。
  
  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
  
  关于Being的翻译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场讨论延续了十几年,2002年,清华大学宋继杰先生将有关文章汇编成上下两册,居然有一百万字之多①
  。围绕一个概念的翻译有这样一场讨论,这在我国的西方哲学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实上,论集出版以后,还不断有讨论文章发表。讨论的焦点是,Being这个哲学术语究竟译为“存在”、“有”,还是译成“是”为妥?在我国过去流行的译名是“存在”,间也有译成“有”的。只有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吴寿彭译亚利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时,用了“是”。“是”这个译名很不好理解,写在句子中也不合文法。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对西方哲学视野的拓展,先是在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解读中,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理解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一些学者试用了“是”这个译名。有的还把这个译名贯彻到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的诠释中,例如,贝克莱所谓“存在就是被感知”,变成了“是(什么)就是被感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存)在”变成了“我思故我是”,与原来翻译的意思产生了很大的距离。两位前辈汪子嵩和王太庆先生的加入尤其令人注目(注: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据我了解,汪子嵩先生曾经不主张“是”这个译名,2000年他和王太庆联名发表了三万字的长文《关于“存在”和“是”》,明确主张亚里士多德和巴门尼德哲学中的Being当译成“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张“是”这个译名,主张和因循习惯而使用着原译名“存在”的人恐怕还占多数。虽然不可能有谁对这场讨论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但是,通过论证和相互辩驳,这场讨论着实帮助中国西方哲学界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有了深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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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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