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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阳


□ 李蔚红

李蔚红,女,山东明天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济南。曾做过知青和报社记者,在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读过书。著有《相爱的岁月》《做一个女人》《远逝的美丽》《母亲,孩子站立的大地》等作品。

这个城市里的风总是来了,又去了,并且总是变幻不定,一个人置身风中,就像是行走在一条条时光的河流里,可以回头,却没有任何可能再次涉过同一条河流。这个城市的天气,也忽而阳光灿烂,忽而阴霾不开,更多的则是一些半阴半晴平平常常的日子。
城市里的事物也在变化着,有一些过去的事物,还顽强地留在那里,有一些,就被时光腐蚀和带走了,再也看不到了,包括人的生命和生命里的品性。春天的时候,那个老伙夫死去了。他再也不来敲门了,再也不来这座城市上访了。他在女儿死后也死去了。女儿死后的两年里,他一直都奔波在路上,到各级法院、各级人大、各级政府机关……他有七十多岁了,腿走不动路了,就由他的女婿搀扶着。他说女儿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哪,他不来,就没有人为女儿伸冤,让她瞑目了。他的女儿因为一点小小的冲突被村里的一个男人打死了。这个男人的家里除了有钱,还有亲戚在法院里。于是法医的鉴定就被涂改了,照片被撤掉了,判决被改变了。老伙夫是我先生中学时的老师,他不是讲课的老师,是给他们弓身做饭的老师。他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熟人,便一次次地来敲门、落脚,有时吃一顿简单的便饭。他的包里总是塞着一块黑色的塑料布,我有一天晚上出门,看到他们就露宿在附近的一座大桥底下。
二哥的儿子小松,也转业回家了。二哥一直想让他留在部队上,他说农村里太苦了,不能让小松再像他一样了,他几次千里迢迢地从老家里来找我,让我帮他找找人送送礼。我找了人送了礼,但小松还是回家了。二哥没有埋怨我,他说可能是小松表现得不如别人,他的文化也太低。二哥是我大伯家的孩子,我童年的朋友,二十几年不见,他已经像村头上的一棵老树了,满脸的皱纹,花白的头发,一双手被农活磨砺得像坚硬的石头,上面开裂着一道道的血口。二哥一两岁的时候,我们一起躺在老家的土炕上,分不出谁是哪一个,但是现在,我们却是生活条件差别这么大的两个成年人了。二哥读过很多的文学书,他时常写来一封封的长信,他是一个生活在最艰苦环境中的农民,但他总是说他的生活什么也不缺,我请他吃饭的时候,他争着付钱,对小松的事情,他说就是要靠自己好好干,干得不好也不能把别人顶了。二哥让我感觉到在很多的事情上,我甚至不如一个纯朴、简单、容易满足和什么事情都想得开的农民。
我是一个时常忧虑、伤感,看到过很多复杂生存现象的人。我生命的太阳正在越过中年的边缘,暗淡起来。下午的阳光总是在卧室投下一片寂寞、迷茫的金黄。我在午睡以后,总是不能一下子就翻身下床,而要懒懒地再躺一会,像是要从一个非现实的环境中显露出来以使身心重新适应一样。我打量一遍周围的物品,重新地记忆起这以前的事情来,重新地问自己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就是在我确定了这一些之后,我还是有一种黯然的感觉,仿佛是睡眠改变了我很多,或者是再造了一个我,使我一下子不知道我在此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岁月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否确实,而我睡眠之后重新思考的这些又是否有价值。这时候,更严重的是我还有一种极为颓废无望的感觉,我似乎是不觉得生活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了,似乎很多事情的标准都由于一时的不在场而失去了估计,我看它们的感觉差不多横竖都一样了。直到有电话铃声或我终于想到了一件急迫的具体事务,才条件反射似的穿上衣服,进入真正的现实当中。我到洗手间去洗一把脸,作为清醒过来的一个仪式,然后再走近那需要马上处理的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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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福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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