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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诉讼中的DNA证据规则研究


□ 陈学权

  摘要:我国亲子诉讼中DNA证据规则的缺失,一方面引发了系列的人权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使得法院在DNA亲子鉴定相关问题上做法不一。为此,有必要在平衡真实血缘关系的发现、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和DNA取样程序的正当性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非法DNA亲子鉴定之排除规则、检查协助义务之限制规则以及拒绝协助之制裁规则。
  关键词:亲子诉讼;DNA鉴定;证据规则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4-0094-05
  作者简介:陈学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北京100029)
  
  一、非法DNA亲子鉴定之排除规则
  
  DNA亲子鉴定,从证据种类属性上属于鉴定结论。影响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一般非法因素,如鉴定人有无鉴定资格、鉴定人与案件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鉴定书是否有鉴定人的签名等,均是决定DNA亲子鉴定结论是否需要排除的考虑因素。此外,DNA亲子鉴定之证据能力,还取决于DNA样本的提取程序和鉴定过程之正当性。从应然的层面考虑DNA样本提取程序和鉴定过程的正当性,需要分析DNA样本的提取和分析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家庭关系之负面影响。根据DNA鉴定技术的属性以及当前我国DNA亲子鉴定的实践,提取和分析DNA样本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家庭关系的负面影响体现在:
  首先,提取和分析DNA样本涉嫌侵犯人的隐私权。隐私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关于隐私权之范围,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不过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身体完整权和个人资料的保护是隐私权的重要内容。实践中的亲子鉴定,都依赖于从他人身上提取DNA样本。而“DNA中的个体资讯,包括了个体最核心的秘密,若未加以完善的管理,隐私权有受到严重侵害的危险而有限制的必要”。“随着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承载着个人独特信息的基因逐渐被认为是个人隐私的深层次内容和核心部分。”因此,在未经被检测人同意的情况下,提取和分析DNA样本是对其隐私权之侵犯。
  其次,亲子鉴定诱发和助长了夫妻间的不信任情绪,给现代婚姻和家庭关系带来了危机。对配偶的性忠诚和专一之信任是婚姻和爱情得以延续的根本,也是婚姻关系得以存在的伦理底线。这种信任一旦被破坏,维持婚姻和家庭的基石就不复存在。在丈夫主动向妻子提出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妻子已经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反过来又会引发妻子对丈夫的不信任。此时,妻子无论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还是出于无奈,一般都会“配合”丈夫的要求,但原有的信任也会随之荡然无存。对此,法医专家就指出:“实践中,很多鉴定结果表明孩子是属于自己的,却依然要面临着因为鉴定而导致的家庭的破裂。总之,在亲子鉴定中,实际上并没有受益者,大家都处在爱与痛的边缘。”在丈夫瞒着妻子私自进行亲子鉴定的情况下,从表面上看似乎不会伤害到妻子的自尊,然而即便将来鉴定结果为孩子是其亲生,消除的也只是已存的疑虑,并随之会产生新的愧疚,先前的信任关系也难以恢复如初,因为“很难相信,一种欺骗的行为(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亲子鉴定)——目的是为了获取欺骗的证据——能提供一种新的信任关系的基础”。
  最后,亲子鉴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如前所述,进行亲子鉴定必须有子女(通常是未成年人)的样本。目前,绝大多数亲子鉴定是由父亲提出来的。如在深圳个人委托作亲子鉴定的家庭,75%是由丈夫提出来的。在丈夫提出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丈夫对妻子已经产生了怀疑,此时进行亲子鉴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妻子是否忠诚以及孩子与其是否存在血缘关系。显然,无论鉴定的结果如何,孩子在此鉴定过程中充当的只是满足父亲知情权的“工具”,孩子的人格尊严和主体性地位完全被忽视。不仅如此,在鉴定结果表明孩子为非亲生的情况下,孩子的内心会产生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心灵会蒙上一层阴影;严重的还会被视为“野种”,赶出家门;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如果说非婚生子女的出生是一种错,那么这种错也只能是父母的错,将这种错归咎于孩子显然不公平,因为他们本身是无辜的。
  根据上述分析,DNA亲子鉴定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及家庭伦理关系影响甚大,而未经相关当事人同意进行的DNA取样和分析还侵犯了人的隐私权。因此,亲子鉴定程序的启动,应当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就体现了这一精神,该《批复》规定:“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三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的,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但是,一方面,《批复》中的“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显得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也没有规定滥用亲子鉴定的违法性后果;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实践中当事人自己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形正日益增多。此种做法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有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但是,这种改革趋势如果蔓延到比较特殊的亲子鉴定领域,势必使秘密取样、欺骗取样盛行,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规定的精神,对民事诉讼中非法DNA亲子鉴定结论的排除作出规定。一方面,对于诉讼外当事人私自委托进行的亲子鉴定,除非父母及成年子女三方明确同意,否则该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据能力;在子女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即便未成年子女同意,该鉴定结论也不具有证据能力。另一方面,对诉讼内的亲子鉴定,只有经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同意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的,该鉴定结论才有证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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