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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东亚史学


□ 白永瑞 李长莉

  李长莉(以下简称李):当今的全球化浪潮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变化和不确定性,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在思考这一变革对于人类的意义,寻求回应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比如,全球化引起世界经济和文化地图重组,跨国界和网络化联系增强,地域特征和地域意识突显,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世界体系学派”,东方的东亚地区出现亚洲意识和东亚意识的觉醒,乃至近年日本和韩国史学界兴起重构东亚历史等思潮,都可说是史学界对于全球化变动的回应。你是韩国史学界积极提倡重构东亚历史的一个代表人物,你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思考也曾经介绍到中国,如《世纪之交再思东亚》(《读书》一九九九年八期),《在中国有亚洲吗:韩国人的视觉》(《东方文化》二○○○年第四期)。但是,在这次交流中,你提出:“东亚近代历史学真正的革命尚未到来,还需要一次最重大的革命”,将“革命”的矛头直指近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东亚历史学学术体系本身,你提出这一观点的基点是什么?
  白永瑞(以下简称白):我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对二十世纪东亚历史学的反省,感到东亚历史学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进行彻底变革或叫作“重大革命”的时候了。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次建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但我们现在以批判的眼光回头看看,就会发现这一史学体系有着很浓厚的殖民性色彩。一方面,东亚近代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深受西方历史学影响,无论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除了本国史之外,世界史都是以西方欧美国家为中心的,这显然是当时欧美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映。另一方面,东亚近代史学最早在日本建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京帝国大学首先建立了日本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分科制,而主要以中国和韩国为对象的东洋史,就是以日本向大陆侵略的志向为背景的。一九一○年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史学的这种三分科体系又被移植到韩国的大学之中,使韩国学院体系的近代史学建立伊始便具有了殖民性质。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也有与韩国相近的情况。
  李:除了分科体系之外,东亚诸国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也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如中国本来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有相当成熟的史学学术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编撰体例、词语概念、书写方法,甚至官方与民间的史学流派等等。但二十世纪初近代新史学建立,主要是以西方,包括从日本间接而来的学术体系取代了原来的史学体系,形成了以实证科学为主要特征,以进步史观为主导,以源自西方并多由日本转来的编撰体例和词语概念等所构成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
  白:是这样的。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东亚近代历史学与国民国家的关系。我们知道,近代化就是国民国家的形成确立过程,近代的历史学是使国民国家正当化的一种理念工具,为了将民众统合成国民,民族的集团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资产而受到重视,对它进行生产、加工正是历史学的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列强压迫下急迫地寻求富强、走上现代化的东亚,则更加强调史学的这种功能。然而,经过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仅仅只是延续这种为完成国民国家的取向已经不能适应已然变化了的当今世界格局,而是应当同时考虑国民国家的完成和克服这两个方面。因此,我提出了“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来作为克服国民国家历史观的一种路向。这也就是我说的“史学革命”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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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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