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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泉和《北京文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由市文联办公室调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的编务组,经常和编辑外出组稿,由此而有幸结识了很多劫后余生和崭露头角的作家,对他们的坎坷经历以及代表作都有点了解。两年后又离开了《北京文学》这一亩三分地,但我仍然眷恋着这片热土。之所以眷恋,是因为喜爱文学,既是它的铁杆读者,也是它的业余作者。回首在《北京文学》那两年耳闻目睹的往事,老编辑家李清泉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令我敬佩的,不单是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和胆识,还有他的人格风范。
  那时的《北京文学》正处于创刊以来的鼎盛时期,发行量由六七万份猛增到25万份便是明证。它之所以声名显赫,是因为有许多文学佳作源源不断地刊出。比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的《受戒》、邓友梅的《那五》、林斤澜的《头像》、陈建功的《盖棺》、乔典运的《笑语满场》、方之的《内奸》……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但被多家刊物转载,而且有许多作品荣获国家设立的最高文学奖项。当然这首先要归功于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其次,这么多好作品居然都刊登在《北京文学》上,这不能不说是编辑们有敏锐的慧眼,及时发现有分量的作品,更因有胆识过人的老主编李清泉。
  当年,汪曾祺的《受戒》就是李清泉在一次会上听杨毓珉说,他们北京京剧院的编剧汪曾祺写了篇小说名曰《受戒》,只是在下边传看没有人敢发表。李清泉说:“不妨拿给我看看。”小说《受戒》写的是一个小和尚与一位水乡村姑的恋爱故事。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开始拨乱反正。这篇小说在当时与历来倡导的文学主张似不一致,如刊出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况且人们对“文革”还心有余悸。然而胆识过人的李清泉签发了,人们不禁为刚刚平反不久的他捏了把汗。没承想年过花甲的汪曾祺一炮而红,而李清泉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和胆识,也在文坛传为佳话。紧接着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十一郎》相继刊出,同样好评如潮。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类似值得称道的?答案是肯定的,有。据我所知,南京作家方之的小说《内奸》也是如此。这篇小说先后投给南方名气较大的两个杂志社,可是均被退稿。正当这篇写商家的文稿苦于没有安身立命之处时,恰遇《北京文学》的一位女编辑将它带回北京送交李清泉审阅。此前《北京文学》也同样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也从未发表过正面写商人的作品,这次李清泉破例签发了。同年,方之的《内奸》以深远的主题,稀有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峡的笔势,荣获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获奖之后,这位作家便与世长辞了。李清泉不无感叹地说,此文获奖对方之乃是莫大的慰藉。
  我和清泉老师接触中,得知他在“文革”前,也曾因为发稿子而吃过挂落。比如,当年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宗璞的小说《红豆》都被列为大毒草,受到严厉的批判,其后李国文被定为右派(“文革”后这两篇小说被收录到《重放的鲜花》集子中),清泉老师也因此而划为右派,发落到东北劳改。风风雨雨几十年,备尝艰辛。1978年落实政策,李清泉复出主持《北京文学》工作。按常规而言,他本该谨慎从事,别再招灾惹祸,然而,他对来稿中的好作品,依然情有独钟、痴情不改。这种高尚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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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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