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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


□ 刘坤媛

  内容提要 巴赫金“对话”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后,不断被中国化,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个案研究,能够佐证我国文艺理论家移植外国现代文论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自主和创新意识,中国的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只有中国化才能走上创新之路。
  关键词
  巴赫金对话理论 中国化创新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家在移植、改造现代西方和前苏联文艺理论,促进其中国化方面,取得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中国化,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创新活动就能够提供一种吸收异质文化的交流模式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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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巴赫金(1895~1975)对“对话”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演绎,形成“对话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是在论述“复调小说”理论时加以阐发的。他的“复调小说”理论主要来自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小说创作的相关评论。
  巴赫金“对话”理论首先认为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这是构成小说对话的基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有生命力的,有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作家在复调小说里“描绘任何人”,都“把自我意识作为主导因素”,这种主导因素“本身就足以使统一的独自型艺术世界解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是实现了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变革,他把作者对主人公的确定的最终的评价,变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内容”;“不仅主人公本人的现实,还有他周围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都被吸收到自我意识的过程之中,由作家的视野转入主人公的视野”。主人公“主体意识”,是构成小说对话的前提条件;没有人物“对话化”自主意识,就不可能有人物心灵的“微型对话”,也不可能有小说布局上人物之间、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
  巴赫金“对话”理论还表现在,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是平等的,有着自己的“言说”权。小说中对话机制能否实现,人物之间的“平等”原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巴赫金认为陀氏的“三项发现”之一就是:“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每个人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只有进行平等对话,才能使未完成的形象不断丰富、充实起来。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权,也是“对话性”的一个重要问题。没有每一个人物对他人、对世界的言说权,小说的“对话性”就只能限于意识内部并有导致消弭的可能。
  巴赫金“对话”理论又认为,主人公与作者同为主体而存在,应遵从严格的对话关系。在巴赫金看来,作者是行为主体,一个创作的主体;而主人公虽然是行为主体的产物,是创作主体的创造,但他却是作者创造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一种有着自主性的主体。作者与主人公只能在“对位”之中,两者之间才能构成“对话”关系,所以他一再强调主人公应是“在场者”,不应是“缺席者”,是相对于作者而独立平等存在的“你”。复调中的对话也因这种独立主体的存在而完成了小说叙事上由自我中心状态向非自我中心状态的转变。
  巴赫金在陀氏小说中发现,这位俄国作家在创作中完全是一种对话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展开人物主体意识内部的内心对话,还是展开人物之间的主体意识的公开对话,抑或是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因此陀氏创作了一种全新的复调小说。在我们看来,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的文化哲学理论,使他发现了陀氏小说的复调特征;而在阐释复调小说的特征过程中,巴赫金又把他的交往、对话的文化哲学理论不断深入和具体化,建构了一种不同凡响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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