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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生活在政治之内还是政治之外


□ 崔卫平


我们哈维尔那里熟悉了一个表述:“把人隆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哈维尔用此来表述他称之为“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某个本质一一你可以按你的意愿装修自己房子、于其中摆放你“自由地”选择来的某个牌子的洗衣机和电冰箱,但对于其他的事情,你还是走开为好,你不可以用你的鼻子东嗅嗅,西嗅嗅,发现社会生活中有哪儿不对头。这位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深刻揭示者,他的许多表述和那位《极权主义起源》(初版于一九五一年)的作者汉娜·阿伦特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虽然我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哈维尔如何受到阿伦特的影响(他对海德格尔倒是提起过),但阅读这两个人的著作后会发现 作为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批判的重要前提,正是汉娜·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
和哈维尔一样,阿伦特最初对政治同样不感兴趣,但他们都属于真诚无欺的人,忠直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历史境遇,并从中发展出他们全部的思想理论。阿伦特少年时醉心诗歌和哲学,尽管母亲给她声情并茂地讲过罗莎·卢森堡的故事,但这并没有造成十三岁的姑娘对这一历史事件持续关注。一九二四年她师从海德格尔,很快一头扎进与老师“无世界性”的爱情之中,秘密地享受着投在与世隔绝的“林中空地”的点滴光亮。及至被海德格尔“遣送”到雅斯贝尔斯的门下,于海德堡大学完成学业,也自始至终沉浸在思辩哲学的气氛之中,所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奥古斯丁的爱》。在这期间,戈倍尔作为这个大学的校友到此地做过一次演讲,甚至希特勒本人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的某天也来到这个地方,发表了《何为纳粹主义》的演讲,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但这些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普遍认为政治是庸俗的,阿伦特当然也不例外。改变阿伦特思想道路的是她的命运——希特勒的疯狂行动使她最终看清了自己无法逃脱身为犹太人这个事实,以及由此带来的“贱民”位置。这里用得上拉康的“误认”一说,即富有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自身的认识是一回事;而他们实际上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按拉康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误认的陷阱,但像犹太人这样对自身实际处境如此一厢情愿的误认实属罕见,从中已经蕴含了他们日后遭遇到的巨大灾难。
从缺乏根本上的平等政治权利来说,当时的犹太人是“贱民”,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其中的许多人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上的“新贵” 不只是有钱,实际上和所处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寻求统治者保护的心态陡得他们顺从地效忠于不同的政府,给予这些政府以经济上的支持。阿伦特举法国著名的犹太富豪罗斯希尔德家族为例。一八四八年,在几乎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个家族就从路易·菲利普转向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接着又转向拿破仑三世,给这个国家不同政府的军事行为提供经济后盾。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的财力援助,与法国有关的当时欧洲的那些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中也正好可以说明,这个犹太富豪家族他们本身没有任何政治观点,他们在政治上是完全冷漠的和消极的。经济上的雄厚并没有使得他们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取得政治身份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整个社会并没有打算承认犹太人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接受和处于某个显赫位置,是做为某个“例外人物”,是被看作“特殊的犹太人”,他们经常听到的一句恭维话是 “不像犹太人”。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说明某种游离状况一一不像犹太人而又是犹太人,他们是自身所属群体的一个例外,但这并没有使得他们自动加入到其他人的群体中去,他们和社会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例外只能永远是例外。因此,不管这些人意识到什么程度,他们事实上和他们另外一些并不富有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犹太同胞一样,仍然处于政治上的隔离和被排斥状态,有些东西把他们永远地挡在了门外。这种格局的实质要到下一步大灾难来临时才暴露出来。原先脚下不稳的东西,在风雨如磐的特定时期,赫然变成一个巨大的豁口开裂在眼前。财富并没有豁免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等到达集中营换上囚犯的服装,所有犹太人他们之间的差距都消除了,像沉默的牛羊般任人宰割,不受任何保护。做为一个民族在整体上不具备的东西(如自由),少数人也无法享受。
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将他们排除在社会和政治之外,让这种现象得到广泛的允许和被视为正常,这只能说明——隔离和隔绝是普遍发生的,不只是降临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并非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由此阿伦特的笔触深入到对现代劳动——消费社会的批判,包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一九五八年再版时为《极权主义起源》一书增补的章节和同期出版的《人的状况》中,阿伦特用“劳动的动物” (ammpi lAborans)来形容人数众多如汪洋大海般的自我隔离和被隔离的人,从表面上看,他们并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而是这个社会的基础和中坚。他们埋头从事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劳动, 专注于维持生计,把最多的时间放在自己与身体有着直接关系的活动上,乃至形成这样一种风气 谋生赚钱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最为通行的真理,除此而外的其他活动比如艺术被看作是缺少正当的,是游手好闲。但这样一种“专注”的劳动有其固有的封闭性和黑暗性。推动这种“劳动”的是一个人生物性的要求,通过劳动,生物性的人与大自然进行物质性交换,从而以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意志紧紧黏附于一个人的生命内部,是从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地抓住自己,在满足肉体生命的内在循环方面,他是不可能与他人分享的,阿伦特的表述是 “他的必要的‘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极权主义起源》)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进一步把这种来自生命必然性的压力称之为 “暴力”,它从内部施加与我们,与从外部施加的一样。 “除了在严刑中使用的暴力,其余没有任何一种暴力可以与这种相逼于人自身的自然力量相匹配。”阿伦特注意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中也有相近的表述,他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便是从苦役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从事其他活动,而不仅仅是屈从于生命的必然性,屈从于生活的必需品。但是,阿伦特同时指出,马克思对于人们对于劳动产品的持续需要和增长估计不足,人们并不是满足了来自身体的生物性需要之后就洗手不干,把多余的时间投放其他更高级的人类活动上面,他们转而投身于消费——消费虽然不存在来自必然性的压力,相反可能是一种过剩的生活,但说到底,消费活动仍然是物质活动的,仍然是黏附于人的身体周遭,服从于个体生命内部不能与他人分享的意志,匮乏的“物欲”和横流的“物欲”深埋于同一个起点之中。由“劳动——消费”构成的链条,和一个人新陈代谢的生物循环(blologlcal cycle)是互相生发的。在消费的活动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发挥, 占上风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这些,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里,是做为其乐融融的未来世界图景来加以赞美和欢迎的。他们的口号是“增加财富”、“物质富裕”、 “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当这些穷人昔日的梦想被当作“现代社会的理想”来加以实现时,阿伦特写道, “愚人的天堂” (afeel’Sparadise)就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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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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