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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为政以德”


□ 喻 中

  《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句“子曰”,阐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那就是“为政以德”。这四个字虽然人人都会说,但却很少有人深究,孔夫子在两千多年以前讲的“为政以德”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现在通行的理解,“为政以德”主要是指“德治”或“以德治国”。譬如,有一本权威的思想史教科书就这样写道:“孔丘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依照这样的解释,“为政以德”作为一种儒家的信条或训诫,旨在要求当政者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要求他们凭借道德上的感召力,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吸引和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上下一心地实现他们所期待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关系。仿照孔子打的比方,道德品质超群的统治者就仿佛魅力四射、磁场强大的北斗星,永远是其他星辰共同环绕、不忍离去的核心。
  这是现代人的理解。问题是,孔子当年讲的“为政以德”是这个意思吗?表面上看,这样的解释说得通,与孔子的仁学思想能够契合不悖,与后来的“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实践也可以彼此协调。但是,这样的解释很可能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因为,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疏,“为政以德”之“德”,是指“无为”——绝不是指现代伦理学层面上的道德。按照郑玄的解释,所谓“为政以德”,就是要求当政的君主要以无为的方式执政;要求君主清静无为,而让百官积极有为;通过君主的无为,鼓励、引导、激发文武百官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由此,孔子打比方所用的北辰,也不是现在所理解的道德典范的象征,而是“静止不动”的隐喻:北斗星永远待在同一个地方,它无所作为,消极虚静,其他星辰却环绕着它运转不息;就像一群忙忙碌碌的官员,在围绕着一个无为的君主旋转。
  把“德”解释为“无为”,并不是两汉通儒郑康成一个人的异想天开,相反,这很可能代表了周秦两汉时期的普遍看法。对此,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一书中,已经对“德”与“道”在秦汉时代的含义进行了详细而精审的考证。他说,“无为之谓‘道’,‘道’之名又通于‘德’”(34页)。换言之,不仅“德”是指“无为”,“道”也是无为的意思,甚至“德”、“道”、“一”三个字都可以视为同义词。正如《管子·兵法篇》所言:“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既然“皇”、“帝”、“王”没有区别,则“一”、“道”、“德”也就是一回事了。
  张舜徽先生认为:“‘道论’二字,可说是‘道家理论’的简称。它的具体内容,便是‘人君南面之术’。用‘道论’二字来概括这种理论,在西汉初年,便已通行了。”(2页)譬如,司马迁在介绍他父亲的学术本末时就称:“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所习之“道论”,就是君主无为而让百官有为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韩非子·杨权》);“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庄子·在宥》);“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管子·形势解》);“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吕氏春秋·君守》);“(人主)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第七十八》),等等之类,讲述的都是以“君主无为”作为基础的“道论”。甚至《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主旨也可以概括为“君主无为”论。
  以“君主无为”作为理论内核的“道家理论”或“道论”,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样,本质上都属于人们常说的帝王术。它是谋士的理论。怀抱这种理论的谋士们虽然自认为奇货可居,但却只有一种销售对象,那就是在位的君主。在诸子百家时代,韩非子把它成功地卖给了秦始皇;在后诸子时代,董仲舒更成功地把它卖给了汉武帝。后世所艳称的“秦皇汉武”,与这两大“道论”高手的辅佐是分不开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道论”的实用品质,自秦汉以后,这种强调“无为而无不为”的帝王术,以“潜规则”的方式,支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宫廷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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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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