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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司控制权概念的法理基础


□ 钟瑞庆

  摘 要:在实务中极其重要的“公司控制权”概念,理论研究者应重视公司法既有理论对其的论证与检讨。公司控制权概念应当得到承认,只要对公司的法人性作相对化的理解,以及对实在观的法人本质理论的适用范围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公司控制权在公司法的概念体系中,就可以获得合适的位置。
  关键词:公司控制权;法理基础;法人性;法人本质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094-07
  
  导 论
  相对于其他与公司有关的概念而言,公司控制权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并且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已经被公司法学界广泛使用,但其具体含义却似乎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比较熟悉的与“控制权”这个概念有关的命题,是由美国学者伯利(Adolf A. Berle, JR.)和米恩斯(Gardiner C. Means)在其《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通过“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这一命题被正式提出。在我国,与这个命题有所不同的命题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简称为“两权分离”。在中国的背景下,“两权分离”命题中的所有权,应当界定为“股权”,相应地,两权分离乃是指股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在内容上,从股权中分离出来的公司控制权是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在行使主体上,其行使主体——即控制人——可能是股东,也可能不是股东。据此,可以认为,公司控制权是指控制人通过拥有或者控制一定比例的股权或者其他方式(例如契约)①而获得的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决定权。
  然而,一个重要的概念,并不因得到界定,即得到其正当性的证明。相反,一个新的概念,必须在既有的理论体系下检视其意义。本文侧重从公司法的现有理论体系下,探讨公司控制权的法理基础。首先,公司控制本身是一种事实,那么,公司控制作为一种事实因而必须上升而成为“公司控制权”?其次,如果公司控制权这个概念成立,公司控制权作为从英美法引入的新概念,在我国法律体系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现状下,这一概念又能否与既有公司法的理念及其概念体系相兼容?这又进一步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公司属性(法人性、社团性和营利性)以及公司本质(拟制说和有机体说)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控制”何以成为“权利”
  由股份的流通性特点所决定,任何公司都可能存在一个或数个多数股份的持有者,因此,任何公司都可能存在被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控制的事实。问题在于,这种控制事实如何能够得到法律承认而成为“控制权”?一项事实之所以能够得到法律确认而成为权利,其根源理应在于,该项事实所体现的利益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于是,“控制何以成为控制权”的问题便转化为“控制事实是否能够产生合法利益”的问题。
  判断利益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对公司控制产生的影响进行法律评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公司控制既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即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也可能衍生损害公司利益之消极作用。更具体地说,公司控制能够给公司带来利益,例如,通过各种公司控制能形成企业集团,并在各公司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通过这种分工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协同效应等等。同时,公司控制也可能损害公司的利益,例如,控制人利用公司控制将公司资产占为己有,侵占公司的商业机会等等。既然公司控制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那么,在公司控制的结果表现出来之前,我们将难以知道,具体个案中公司控制的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是说,对公司控制的具体影响,无法进行事前评价,只能进行事后评价。这就意味着,法律在事前对公司控制就不能简单地予以禁止,而是应当采取更为谨慎的容忍态度,否则可能出现因噎废食的现象。在这种条件下,公司控制就因此而获得合法性而成为公司控制权。
  当然,法律承认公司控制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对其弊端视而不见,公司控制因其具有的不同影响而应当获得不同的处理。如果公司控制给公司带来损失且给控制人带来利益,控制人就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事后,并不是全部公司控制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的公司控制才受到法律保护。这就要求控制人在进行控制时,必须承担追求公司整体利益的义务,即承担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换言之,在事前,法律在认可公司控制并使之成为公司控制权的同时,要求控制人承担特殊的义务(包括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促进公司控制的积极影响,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司控制带来的消极影响。
  如果公司控制给公司带来损害,即表现为控制人违反义务,公司作为直接的受害者享有诉权。但是,诉权的行使同样在控制人的控制之下,因此,为了使控制人能够切实履行义务,必须将诉权从控制人的控制之下分离出来,换言之,中小股东应当获得代表公司诉讼的权利,即所谓的派生诉讼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承认公司控制权是承认股东派生诉讼权的基础(注:William L. Cary and Melvin Aron Eisenberg,Cases and Materials on Corporations,New York: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95, p.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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