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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中的民族仇恨


□ 贺 欣


  新千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并不太平。在过去二十年内,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出现了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排华浪潮让人心有余悸;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当地黑人支持的政府多次驱逐欧裔白人,而占据俄罗斯富豪榜前列的犹太人过得也不安宁,有的正在被抄家,幸运一点的正忙着找后路; 在海湾地区,被阿拉伯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人视为眼中钉的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正在进行以暴易暴的“反恐”报复行动。
  这些事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相当广泛,各有特殊的原因和导火索,但却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点。第一,它们都与民族问题相关;其次,它们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共同点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原因?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爱眉(Amy Chua)二○○三年出版的《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的副标题所称,恰恰是美国人最为得意的两件法宝——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成为这些民族仇恨和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市场、民主、民族的三元范式下得到解释。在这个范式中,市场和民主指的不是发达国家正在实践的那种市场和民主,而是特指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以大棒或者胡萝卜作为后盾推行的市场和民主。市场是绝对放任自由、没有任何政府力量干预、纯粹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民主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民主,即一人一票。民族(ethnicity)被特别宽泛地解释为群体认同、一种归属感、一种扩展了的亲属关系(ethnicity也可以译为种族。其实,这本书许多地方就是用这个词来指种族。但为了照顾作者对这个关键词的宽泛使用和汉语的语言习惯,我在这里译为民族)。作者试图通过市场民主与民族的关系来解释这些冲突。她认为,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席卷一些发展中国家时,这种市场制度对一些人口比例很小的,并且常常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有利,比如,东南亚的华裔,东北非和南亚的印度裔,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俄罗斯中的犹太裔,拉美国家中相对更“白”的人,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欧裔白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占极小的比例,却往往能在这种市场制度条件下以惊人的速度积聚庞大的财富。例如,菲律宾的华裔只占全国人口的1%,却控制该国60%的私有经济。与这些被作者称之为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相比,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本土多数民族却普遍地生活在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之中。这种基于民族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本土多数民族被掠夺、被奴役、被羞辱的心理感受,而这种心理感受很容易转化成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怨恨乃至仇恨。
  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普选民主在这些国家的推行。由于那些被市场所抛弃的当地民族在人口上占绝对的多数,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使得他们的代表在政治角力中处于当然的有利位置。为了当选,任何候选人都必然要迎合当地多数民族的利益,主张对当地民族有利的政策。于是,改变当地民族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成了这些国家政治选战的普遍口号。这种政治状况同经济状况相结合,就产生了三种常见的后果。第一是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财富进行没收或低价征收;具体的例子有南非和津巴布韦。第二是当地的政治领导人为了从少数民族中获得经济利益,同少数民族官商合流,形成裙带关系,于是腐败滋生,国家政策实质上由少数人操纵,民主成为一纸空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第三是更为极端的形式,即局势失控,发展成种族清洗及其他由当地的多数民族支持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运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便是实证。换言之,普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推行并没有像美国人所许诺的那样带来自由和繁荣,反而加剧民族仇恨,引发社会动乱和屠杀。如果这个世界真如蔡爱眉认为的那样着火了,那么在这些国家大力推行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的美国就是地地道道的纵火者。
  其实,市场与民主共生可能带来的摧毁性后果已为许多政治哲学家所预见。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很容易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形成阶级冲突。而民主,特别是不加限制的普选民主,则容易让多数人的代言人掌权,从而形成多数人在政治上有利,而少数人在经济上有利的局面。两相结合,这样的社会就注定不得安宁。因此,早期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一开始就反对不加任何限制的普选制,而主张将一定的财产和纳税作为选举资格的前提,并且对私有财产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实际上,在今天普选制实施得最为成功的美国,其普选制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众所周知,在美国建国时黑奴不算是人,当然不具有选民资格。即便在内战之后,普选一直遭到南方各州的抵制。在黑人占80%人口的印第安纳州,由于白人农场主担心黑人在政治上掌权而对白人进行清算,对普选进行百般阻挠,以致普选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被接受。类似地,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市场也根本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而是由无数的“看得见的手”(借用钱德勒的书名)调控的市场。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些调控的手段诸如超额累进税制和其他社会福利政策成功地缓和了阶级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机会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比如公共教育制度和弱者扶持制度。虽然这些制度远不是什么“无知之幕”之下建立的,但它们大致可以使人们在机会面前平等,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跨越阶级的局限,步入社会的上层。典型的例子如出身布衣的克林顿总统和商界巨子比尔·盖茨。由于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财富或者权力,原本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就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在社会的金字塔中向上爬,而不会沮丧地生活在毫无希望之中,将怨恨倾泻于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步入社会上层的可能性,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对下层阶级使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成功地防止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联合起来”。这些手段使得资本主义成功地缓解了阶级矛盾,使得它不仅“垂而不死”,而且“不战而胜”,席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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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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