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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一叶总关情


□ 陈其昌

文学界,汪曾祺对文学后辈的深切关爱是有口皆碑的。这种关爱是出于对文学事业未来的期待,也体现了一个长者的仁慈与宽厚。对年轻人的作品,他从不因其稚嫩而嫌弃,而对其作品中的哪怕是很细小的长处,他却总是以欣喜的心情慰勉有加。有一位老作家读了他为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写的一篇读后感,颇不以为然,说:“有这么好么?”对这位老作家的态度,汪曾祺也不以为然。他说:“老了,就是老了。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的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君有奇才我不贫’,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该爱护,首先应该是折服。”
汪曾祺这种态度,在面对故乡高邮那一大群文学后辈时,表现得尤为强烈和突出。高邮是一个文风很蛊的地方,汪曾祺自己多次在文章中以自豪的口吻这样写道:“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因此,在与家乡文学后辈的交往、交谈中,经常挂在他口边上的一句话是:我们家乡是出人才的,希望大家不要自卑。高邮文化部门为了培养辅导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成长,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办了一份铅印小报《珠湖》,每出一期,总要寄给汪曾祺以求指正。这本是小事一件,享誉海内外的汪曾祺,每天接到的赠阅报刊不在少数,只因为这《珠湖》来自家乡,汪曾祺不仅及时翻阅,有时还亲自动手修改上面的习作。他在给家乡友人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珠湖》……作为一个县的刊物,水平还说得过去。总的印象,诗的水平较小说高。有些诗有点哲理,吕立中的《蚕》就颇有意思。这首诗的词句还可调整。我大胆为之改动了一下。录出供吕立中同志参考:
“春蚕一口一口地吐丝,
吐出的丝又白又亮;
如果对它施加压力,
得到的只是一泡黄浆。”
“大胆”一词显示出汪曾祺虚怀若谷般的谦逊,不乏幽默意味,更表现出汪曾祺对家乡无名文学后辈成长的拳拳之心。
对家乡文学后辈的些微进步,汪曾祺总是欣喜不已,总是给以热情嘉勉。在他生前,曾为家乡朱延庆的《高邮》、金实秋的《对联选萃》和陆建华的《全国获奖爱情短篇小说选评》三本书分别写了序。不是这三本书有多么多么好,就是因为这三本书的作者是他在序言中亲切称呼的“小同乡”。
对高邮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汪曾祺回乡之日,就是他们的欢乐之时。汪曾祺1939年夏离开高邮出外求学,一别就是42年1 1991年9月,汪曾祺又一次回到家乡,这是新时期以来他第三次回乡。在家乡,汪曾祺最喜欢与年轻的文学后辈在一起。这次回乡,汪曾祺似乎更有意一再与文学青年聚会在一起。这位透满性灵的古稀文学老人,总是端坐在大客厅的沙发里,以慈爱的目光,看着他们跳舞、说笑,看着他们尽情地“疯”,尽情地乐!一曲才罢,年轻人拥上来,争着请汪老题词、题字,要求与他合影,还向他提出这样那样奇奇怪怪的问题要求他回答。汪曾祺总是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一点也不嫌烦。年轻的文学后辈们最喜欢汪老的题词,因为,他总是那么认真,绝不敷衍,而且尽可能靠船下篙,题上符合个人特点、且富有文学意味的词语。他给一个叫月华的女青年题词:银河耿耿月华明;他给一个16岁的文学少年题词:大好青春!汪曾祺这些饱含深情的题词,几乎每次总是一落笔,便引起一阵欢呼!人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汪曾祺的这些宝贵的题词,竟是他给家乡文学后辈的最后赠言。汪曾祺这一次离开家乡后,就再没有回来。10月7日上午,家乡文学后辈们在高邮北海大酒店广场为汪曾祺夫妇送行,一个有心人特地拍下记录当时情景的照片,现在,这已成了一幅经常在家乡人心头回放的经典照片。
1994年1月5日,高邮的文学后辈们特意找到一家有录音电话的单位,与汪曾祺通电话,向他祝贺新年。汪曾祺第二天就要去台湾讲学,接到这个来自家乡的问候电话,而且又是他一直关心的年轻人打来的,十分高兴。听说家乡将为他刚刚出版的《汪曾祺文集》举办首发式,他连声说:谢谢,谢谢!年轻的文学后辈们围着电话机,听着汪曾祺深情的叮嘱:“希望家乡的文化事业能够蓬勃发展,特别希望家乡青年作者能够迅速成长。高邮有很悠久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一定要继续下去,发扬光大。希望家乡的文学爱好者们不断增强和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既熟悉文艺传统,又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影响,兼收并蓄,不断扩大自己的眼界,要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表现家乡的特点,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家乡……”
与汪曾祺通话的前一天,高邮刚下过一场雪,千家万户的屋顶上一片银白。在这样的日子里,听电话中传来汪老苍老、亲切、浑厚的声音,文学青年们心中充满感动,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与温馨。
汪曾祺对家乡的文学后辈关怀备至,家乡的文学后辈们在汪曾祺的关心与鼓励下迅速成长。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新时期20多年来,高邮有15人加入省以上作家协会,其中3人为中国作协会员。王干、费振钟、陆建华、胡永其……这些活跃当代文坛,取得一定创作成果的作家,在回顾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时,都忘不了汪曾祺对他们一直深情关注的目光。陆建华是较早被汪曾祺认可和赞许的“小同乡”之一,在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后,他一直注意循迹跟踪,深入研究,以其独到的见地和精辟的解读,为日益发展的汪曾祺研究竭尽心力。他主编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写了《汪曾祺传》,还策划拍摄了反映汪曾祺创作生活的电视专题片《梦故乡》。在汪曾祺生前给陆建华的39封信函中,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情谊,更反映陆建华对汪曾祺的敬重和理解。1997年初,步入晚年的汪曾祺曾为京剧《沙家浜》的著作权问题卷入了一场笔墨官司。陆建华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有必要对簿公堂吗?》的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却因此被有关方面追加为第二被告。汪曾祺得知后很是不安,特意打电话给陆建华说:“建华,让你受委屈了。”这事,让陆建华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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