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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汪曾祺老师


□ 陈婉容

忆汪曾祺老师
陈婉容

文学界的人士都称他为汪老,可是1966年我从北方昆曲剧院调到北京京剧团认识他时,一点都不老,才四十多岁,也就随大流叫他老汪了。
老汪在京剧团人缘极好,这并不容易,剧团里除了马、谭、张、裘、赵等五大头牌外,还有很多名演员,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有个脾气,就连那些给“角”勒头,穿服装拿道具的舞台队师傅们,也时常“犯葛”,教训那些后生晚辈。通过《沙家浜》大家都承认老汪是有真本事,连江青都觉得他有才,很赏识他。但他却是个好脾气,从未见他与人有什么争执,“角”喜欢他,龙套也“待见”他。
他和名净裘盛戎先生的友谊,更是让人称道。老汪喜欢裘先生那深厚、淳美、苍凉、激越的嗓音,而裘先生的最大心愿是塑造杜鹃山农民起义军领袖乌豆(雷刚)的形象。当“文革”中江青下令解放老汪,而裘先生也内定“控制使用”一起赴井冈山深入生活时,二人一拍即合,创作了俗称“烤白薯”的优美唱段。老汪写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曾交深恩三十年……”大段唱词,意境深沉,感人肺腑,而裘先生创作的花脸很少用的“反二黄”板式,唱得跌宕起伏,余音缭绕。足足有一两年,在楼道食堂,排练厅经常有人哼唱……让人唏嘘的是裘先生至死也未完成心愿,老汪后来多次著文提起:“千古文章未尽才,悲夫!”
老汪的才气,他的热情,有求必应,除了名演员喜欢他,年轻人也喜欢他,就连翻跟头的武戏演员,竟然也无所顾忌地搂住他的肩膀,听他讲电影故事。那时经常内部放映一些外国电影,有时只配中文字幕,并未译成对白,京剧团的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看起来很费劲,有时连情节都弄不懂。于是你看吧,饭后从食堂出来,经常一群年轻人,围住两个人,一个是李世济先生的京二胡熊承旭老师(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个就是老汪。他们耐心地给大家讲解《悲惨世界》里冉阿让是怎么回事,芳汀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不像一般有文化的人,不知不觉就清高起来,用那时的话说,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一个同事要离婚,几次诉讼状都通不过。老汪说你一定要写简短点,法官哪有时间研究冗长的来龙去脉。果然一短,很快解决。《杜鹃山》拍完电影要在银幕上出现演员的名字,演李石坚的李宝宝,就找老汪给他起个新名字。老汪童心大发,起了好几个,最后两个让他挑“李永孩”或“李咏怀”,让他永远年轻,永远歌唱,点子是一个接一个,就连我们昆曲的《宗泽交印》也被他改为《青春白发黄金印》了。
老汪特别纯真,没有一点戏班里容易滋长的迂腐和虚假。记得“四人帮”倒台后,在楼道的墙上,看到他写的大字报,最后一句是“让我们高呼乌拉!”还有一篇是用元曲小令写的,很别致。“文革”中老汪从未写过大字报,这是他第一次为胜利写的大字报,看到他发自心底的喜悦。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恢复传统戏时,我们几个昆曲演员,想把传统戏《宗泽交印》演绎成一出大戏,重点写宗泽、岳飞、岳母等几个人物。但一上手,就知道剧本结构,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大段唱词等等,不是我们这些业余作者所能驾驭的,于是大家讨论还是请老汪出马吧。那时我们已从京剧团分离出来,恢复了北方昆曲剧院,老汪虽是京剧团的编剧,但二话没说,欣然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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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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