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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


□ 秦林芳

  内容提要 一般以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鲜明的“意识形态预设”,旨在通过对土改风暴的描摹,来诠释有关社会发展的历史理性、“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事实上,丁玲通过对地主形象和黑妮、顾涌等“边缘人”的描写,刻画出了他们在土改风暴中表现出来的复杂人性,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作者以自己的切入角度和解释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意识形态预设”,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文精神。“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并列、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交会,使作品在意识上、价值上保持了必要的张力。这既丰富了土改小说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也提高了土改小说的审美性。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预设”,表现出了作者“在‘党的政策观念’上的高度自觉”,即:“不仅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分析一切,而且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自己的艺术思维,成为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她计划写这部小说时,“当时的希望很小,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对土改过程的“客观化”记录。事实上,从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上看,它是她“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结果。自1948年作品问世以来,中外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它的这一特点。陈涌认为,这是“一部比较本质的反映了当时运动的作品”,它对“运动中各个阶级的面貌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正确的反映”;冯雪峰盛赞它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作者对农村社会与阶级关系及农民思想有深刻的了解,对党在土地改革中的群众路线的指示也有深刻的体会”。他们所指陈的“本质的”、“正确的”或“真实的”,显然是指作品对土改的反映在结果上符合特定意识形态的规定性。美国学者梅仪慈也认为。“这部小说是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从党的各种文件和会议中汲取的思想‘密切结合’的产物”;是“土改的思想意义”决定了作品的“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它们的因果关系”。
  应该承认,“意识形态的预设”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作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数年中‘自我改造’的一个成就”。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作品里“已经再没有她曾经提出过的那种‘革命’和‘人的解放’等根本性问题了”?是不是“她的关于‘革命’、‘解放’或人的本质的看法”真的已经全然不同?进一步的问题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识倾向是否真的那么简单纯粹?以往我们对作品“意识形态预设”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会不会在彰显其某一特点的同时而导致对其他特点的遮蔽?
  
  一
  
  刘再复、林岗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运用了“政治式的写作模式”:“这种政治式写作在小说叙事上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叙述者自己的对故事解释的视角几乎完全隐去,像一个毫无自由意志的传声筒,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从而“常常表现出其‘冷’的一面,即缺乏人性、人情和人道光辉”。因为其“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的性格、矛盾的设置,都受到土改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的限制”,所以,从它对整个土改过程这一基本框架的叙述(尤其是对严酷斗争场面的描写)来看,说它“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鼓吹“毫不留情的残酷斗争”,因而表现出“其‘冷’的一面”,是有其文本依据的。但是,在对地主形象和黑妮、顾涌等边缘人的描写中,在一定范围内,叙述者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切人角度和解释视角,作者仍然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即“热”的一面)。
  在土地改革这场革命中,根据意识形态的预设,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主要不是以阶级话语中的‘地主’的概念来塑造人物,她更多依托的是自己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体验”。除钱文贵之外,在对所有作为具体个体的地主形象的刻画中,丁玲并没有简单地从预设的定义出发,把他们妖魔化,而是忠实于自我的乡村体验,把他们当作“人”,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他们复杂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作者对他们的人道情怀。
  作品里所塑造的地主形象中,唯一例外的是钱文贵。与《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等地主形象一样,这是一个类型化的、性格单一的“恶”的人物,是作者根据“意识形态预设”、并满含道德义愤塑造出来的一个妖魔化的地主形象。据作者说,她是把他作为“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最坏的地主”来刻画的。虽说丁玲“没有把他写得非常的穷凶极恶”(冯雪峰语),但还是以人性为标尺,写出了他的作恶多端已然到了无处不恶的地步。但是,除钱文贵外,丁玲在以人性标尺塑造其他地主时,却没有将他们妖魔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他们的复杂人性,交织着作者自己憎恶、怜悯兼具的复杂情感。这与作者自己对这一阶层的深切体验密切相关。丁玲自陈:“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可以这样说,在作品所写的所有人物类型中,丁玲最为熟稔、并联系着其童年记忆而成为其长期记忆对象的就是地主。在河北参加土改时,她“一面听,一面观察、体会、理解”,“在观察当巾,我脑子里过去所保存的许多人物也都被联想、勾引起来了”。她还说过:在创作时,“走进过我的脑子,在脑子里活动着,不是几个现成的完整的活的人,实际上是在多年的农村生活中,我脑子里早就有些农民、地主的影子”。因此,可以这样推断,沉入其长期记忆中而“被联想、勾引起来”的人物中应该包括,甚至首先应该是地主。现实中的信息刺激(包括意识形态预设的理性规范)固然可以厘定叙述的基本框架,但是却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我经验和长期记忆中的情绪基调。于是,在“意识形态教条”可能失控的无意识领域,情绪记忆便有可能顽强地显示出它本来的色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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