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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善相争,无法不行



  我于做学问事,一向是没有太大用心的,因为天资无多,并不敢动做个学问家的念头。所幸年少时养成乱翻书的习惯,随着马齿渐长,阅读量也日增,却时常困于无书可读。年届弱冠之时为开拓阅读面,啃了几本许国璋《英语》。这种学习的目的很单纯、很实用,故对每篇范文也只是掰着字典搞明白意思为止,对发音语法之类至今大体上仍不甚了了,唯能看懂洋文耳,可谓货真价实的“哑巴英语”。
  不过,以当时的情形论,即使英文能大体看明白了,读品的来源依然有限。三十多年前读过而今仍有深刻印象的,仅《格列佛游记》等几本小说。挑中这本游记,是因为儿时看过小人书,记得那故事特有趣。彼时无从读到奥威尔的《1984》或《动物庄园》,自然悟不出斯威夫特并非安徒生一路的童话作家,而是个后现代鼻祖,他那本游记实可堪称“黑色乌托邦”(anti-utopia)的先河。再往后又遇上波科克(J. Pocock),才晓得他不但有令人捧腹的文笔,还是当年共和派圈里的大名人。
  有过这段苦于无书可读的经历,每每看到今天的学子,便既羡慕又可怜。羡慕也者,如今书业隆盛,无书可读的局面已被完全颠倒过来;可怜也者,这颠倒的结果竟是书已多得让人读不胜读。现在他们不但要为求学而读书,如何选择读书,也成了一门很有讲究的大学问,因为在读书上的选择,对于思维的训练,品格的塑造,观察世道的眼光,都是十分要紧的事情。这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时代或民族同样如此。
  一九四九年建政以后,我们的文化和思想环境也随之大变,它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西学研究与传播的失衡发展或局部没落。有此一说,乃因马、恩皆为极有素养的思想大师,其学说被立为正宗,在排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固然作用甚大,但他们毕竟都是十八世纪以降欧洲主流文化的产儿,思想中难免裹挟着大量“启蒙与进步”的基调。在我们的新文化建设过程中,为把马列主义本土化,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汉语文献体系,自然也要顾及其背景与流变。所以凡是与此相关的学派,得到“经典作家”赞赏或重视的文献,如“三大来源”等等,或是与他们身后的思想密切相关的,譬如“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费边社之类,都可比较顺利地引入中土,以为研读红色原典的补充。
  就像敝人当初只知斯威夫特而不知有奥威尔或波科克一样,这种有选择的引介与阅读,塑造了我们三十多年的西学记忆。解读的曲阿附会姑先不说,我们毕竟可以比较方便地读到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斯密和李嘉图,达尔文和摩尔根,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甚至还知道有一位名叫欧仁·苏的法国二流作家。至于在苏联影响之下执迷于俄苏文学的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甚至直到今天,在文化人中间依然触目皆是。
  借用韦伯的话说,这当然是一种“卡里斯玛”现象,由此形成的精神环境,也有着帕累托所言“狮子时代”那种讲原则、下手狠的特点。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文化人个个争当伟大理念之代言。无论得势或失势,对立的两造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了“先知”和“圣徒”意识。他们“怀着对真理的热情,死死抓住幻觉”,用忤逆“人类进步”的潮流相互指责。不消说,这种高度原则化、理念化的思想气氛,很容易把辩论的政治变成肉体的政治。观念体系所形成的价值和利益刚性,也使政治话语中充满禁忌。表面的安定之下,隐性对立四处预埋着冲突的伏笔。这段以进步主义作为主旋律的思想史,经常表现得意气风发,自信十足,但是回想起来,场面热闹归热闹,它留给后人的感慨,却远远多过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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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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