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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善相争,无法不行



  我于做学问事,一向是没有太大用心的,因为天资无多,并不敢动做个学问家的念头。所幸年少时养成乱翻书的习惯,随着马齿渐长,阅读量也日增,却时常困于无书可读。年届弱冠之时为开拓阅读面,啃了几本许国璋《英语》。这种学习的目的很单纯、很实用,故对每篇范文也只是掰着字典搞明白意思为止,对发音语法之类至今大体上仍不甚了了,唯能看懂洋文耳,可谓货真价实的“哑巴英语”。
  不过,以当时的情形论,即使英文能大体看明白了,读品的来源依然有限。三十多年前读过而今仍有深刻印象的,仅《格列佛游记》等几本小说。挑中这本游记,是因为儿时看过小人书,记得那故事特有趣。彼时无从读到奥威尔的《1984》或《动物庄园》,自然悟不出斯威夫特并非安徒生一路的童话作家,而是个后现代鼻祖,他那本游记实可堪称“黑色乌托邦”(anti-utopia)的先河。再往后又遇上波科克(J. Pocock),才晓得他不但有令人捧腹的文笔,还是当年共和派圈里的大名人。
  有过这段苦于无书可读的经历,每每看到今天的学子,便既羡慕又可怜。羡慕也者,如今书业隆盛,无书可读的局面已被完全颠倒过来;可怜也者,这颠倒的结果竟是书已多得让人读不胜读。现在他们不但要为求学而读书,如何选择读书,也成了一门很有讲究的大学问,因为在读书上的选择,对于思维的训练,品格的塑造,观察世道的眼光,都是十分要紧的事情。这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时代或民族同样如此。
  一九四九年建政以后,我们的文化和思想环境也随之大变,它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西学研究与传播的失衡发展或局部没落。有此一说,乃因马、恩皆为极有素养的思想大师,其学说被立为正宗,在排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固然作用甚大,但他们毕竟都是十八世纪以降欧洲主流文化的产儿,思想中难免裹挟着大量“启蒙与进步”的基调。在我们的新文化建设过程中,为把马列主义本土化,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汉语文献体系,自然也要顾及其背景与流变。所以凡是与此相关的学派,得到“经典作家”赞赏或重视的文献,如“三大来源”等等,或是与他们身后的思想密切相关的,譬如“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费边社之类,都可比较顺利地引入中土,以为研读红色原典的补充。
  就像敝人当初只知斯威夫特而不知有奥威尔或波科克一样,这种有选择的引介与阅读,塑造了我们三十多年的西学记忆。解读的曲阿附会姑先不说,我们毕竟可以比较方便地读到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斯密和李嘉图,达尔文和摩尔根,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甚至还知道有一位名叫欧仁·苏的法国二流作家。至于在苏联影响之下执迷于俄苏文学的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甚至直到今天,在文化人中间依然触目皆是。
  借用韦伯的话说,这当然是一种“卡里斯玛”现象,由此形成的精神环境,也有着帕累托所言“狮子时代”那种讲原则、下手狠的特点。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文化人个个争当伟大理念之代言。无论得势或失势,对立的两造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了“先知”和“圣徒”意识。他们“怀着对真理的热情,死死抓住幻觉”,用忤逆“人类进步”的潮流相互指责。不消说,这种高度原则化、理念化的思想气氛,很容易把辩论的政治变成肉体的政治。观念体系所形成的价值和利益刚性,也使政治话语中充满禁忌。表面的安定之下,隐性对立四处预埋着冲突的伏笔。这段以进步主义作为主旋律的思想史,经常表现得意气风发,自信十足,但是回想起来,场面热闹归热闹,它留给后人的感慨,却远远多过成就。
  相比之下,在这三十多年里,那些属于“保守”、“反动”、“落后”或“右派”阵营的西方思想家,我们除了跟着自己认定的经典作家学舌“批判”以外,基本没有把他们纳入研习西学的视野。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他们既与大势相悖,肯定是毫无价值的。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你想找一本柏克、托克维尔、贡斯当或美国联邦党人的汉译著作,更不用说戴雪或白哲浩,是难上加难的。纵然在马克思熏陶之下酷爱德国思想的学界,对谢林、费希特甚至荷尔德林这些为青年马克思提供过浪漫主义乳汁的思想家——因为有此渊源,索累尔才把马克思的核心思想与它的“科学成分”相区分,将其称为“革命诗学”——可以如数家珍,而对洪堡、萨维尼、兰克、胡塞尔甚至马克斯·韦伯和梅尼特等人,学界大体上一概不甚了了。说这种状况造成思想的贫瘠也许有欠公允,说它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想空白,却是不为过的。
  这种空白的一例,便是下面我要谈的话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与尼采发表他那本惊世骇俗的《悲剧的诞生》差不多同时,有位英国法官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 1829—1894),出了一本名叫《自由·平等·博爱》的书。这位大法官一八二九年生于伦敦,其父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阿克顿为其后任),曾参与起草废除奴隶贸易的法律。他这个儿子小詹姆斯·斯蒂芬,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伦敦皇家学院,后在剑桥三一学院师从法学大师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继而又到大名鼎鼎的内殿律师会(Inner Temple)深造,并于一八五四年步入律师业。一八六九年他为谋一公差去了印度,在殖民当局总督议事会里任法律专员(继任于他的师长梅因),两年半后返国,担任了女王法院的大法官。于此可见,斯蒂芬乃是一位正宗科班出身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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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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