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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流传


□ 钱里月

  读书献疑
  
  不久前,笔者撰文(《证,就要证得准,证得实——读〈荻岛静夫日记〉》,《读书》二○○六年二期)指出,《荻岛静夫日记》(以下简称《荻》)作为一个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存在着严重问题。
  本来,话也只能说到这儿,因为看不到更多的日记手稿原件。但问题的严重性却在于,这个不可靠的译本已经成了专家学者乃至媒体讨论“荻岛静夫日记”的底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相关的疑问。例如,荻岛静夫的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荻岛静夫本人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的话是否可以找到?
  二○○五年九月六日“人民网”以《荻岛静夫日记来源仍是谜》为题,发表署名甘丹的报道,介绍了专家学者的质疑:
  在前日的研讨会上,现代文物鉴定专家阮家新、沈庆林、万冈都认定了《荻岛静夫日记》的真实性,但同时也提出了几点疑问。阮家新在发言中质疑:“荻岛静夫安全回国了,那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最初是什么人保存着这本日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还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清楚,如果能找到荻岛静夫的后人那就更好了。”
  这则报道中提到的“研讨会”,是指《荻》出版后举行的一个座谈会,据新华社九月一日报道,“来自博物馆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张琴、海明威:《侵华日本兵战地日记出版引起史学界高度关注》)。而上文中出现的阮家新、沈庆林、万冈三位,据说就是直接参加过荻岛静夫日记手稿和影集的鉴定,并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现代文物专家。
  “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座谈讨论,其所依据的底本自然是译文质量有问题的中译本,这一点无须多说。只就专家在会上提出的“日记怎么会留在中国”这一质疑而论,其前提当然是“日记在中国被发现”这一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当然是根据中译本。在《荻》的封底,有一行具有认定性的广告断语:“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很显然,这是出版者加上去的。附于书后的《编后的话》亦就此向读者呼吁:“一九五○年日记就收藏在中国,收藏者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得到的这些东西?他与荻岛静夫是什么关系?荻岛静夫还活着吗?能否找到他的后代或家人?请给我们提供线索!”(中译本,236页)而出版者的“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这一认识又来自哪里呢?回答是“今年五月,樊建川透露:他收集到一套完整的日军日记并配有照片,而这套日记从一九五○年起就收藏在中国……”(234页)樊建川即日记手稿的现在的收藏者,据樊本人说:“二○○四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是一位……文物商人,这次传来的消息是:天津的一位王姓先生,藏有一套日军的日记。”(1页)“按照日记上附条的记录,是一位叫做王襄的人,一九五○年收藏。”(2页)由此可见,日记在中国被发现这一信息,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最早是来自樊建川。这里不妨将其概括为“一九五○年天津王襄”说。这一说成了从出版者到专家学者,再到媒体的认定“日记一九五○年起保留在中国”的基本依据。樊也在《寻找荻岛静夫》一文中,基于这一前提提出了饶有兴味的历史悬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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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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