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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神话


□ 颜翔林

  摘要: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并不意味着神话和神话思维的终结,而神话和神话思维却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文化活动之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神话的典型表现是科技神话、国家神话、民族神话、英雄神话等样式,它们承袭了传统神话的符号和结构形式而有所变异发展,对文艺依然施加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审美影响。
  关键词:现代神话;神话思维;国家神话;民族神话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2-0158-07
  作者简介:颜翔林,湖州师范学院教授(浙江湖州313000)
  
  神话和神话思维作为人类精神的原初形态,对于文明和文化的诞生与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主体世界的逻辑思维、抽象思辨等实证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强化,神话和神话思维的某些功能逐渐弱化和转换。因此。“神话消亡论”者普遍认为,神话已经沦落为精神场景中的夕阳余辉,实用理性的日臻强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它构成消解性的势能,它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已经黄鹤一去不复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织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这段为知识界耳熟能详并且援引过若干次的有关神话的论述,甚至被不少学者作为“神话消亡论”的理论依据。诚然,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对于神话本质的如此阐释,的确包含着一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合理性。然而,在当今的思想场景,我们不能满足于把马克思的这段话作为思考“神话”的逻辑前提,而忽视对“现代神话”的深入探究。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所生活的工业时代。然而是否意味着“神话”和“神话思维”的完全解构和消亡呢?答案是否定的。神话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
  我们知道,神话本身是变化的。这些变化——同一个神话从一种变体到另一种变体,从一个神话到另一个神话、相同的或不同的神话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有时影响构架,有时影响代码,有时则与神话的寓意有关,但它本身并未肖亡。因此,这些变化遵循一种神话素材的保存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任何神话永远可能产生于另一个神话。
  在斯特劳斯看来,神话仅仅在空间上消亡,而在时间上则不会消亡。因为神话的基本元素和基本结构是恒定的,一则神话在进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后,它的构架、代码、寓意必然发生变异,但是神话的基本要素、结构不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它在历史时间中不会消亡,只仅仅在某个的地域会消亡。斯氏的看法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然而,斯氏的神话理论毕竟限定于相对狭窄的逻辑范围,而我们关注的理论焦点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中,以往的神话和神话思维如何转换和变异为“现代神话”并对意识形态产生何种影响。在此,简略描述现代神话理论,沿循它的思维路径而进一步探究。
  “现代神话”理论是指承认神话和神话思维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并对其特性、结构,功能、表现、传播等方面进行研究的理论。现代神话理论认为,“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甚至在后现代社会中依然不会消亡,只不过它改变了与以往神话不同的存在形式和象征符号,有时候以现代科技作为神话的构成元素和面具伪装。美国当代神话学家戴维·利明和埃德温·贝尔德在《神话学》中阐述了对“现代神话”的精湛见解:
  但是当代神话并不只是在童年和上教堂做礼拜时才有,在成年人的世俗世界中也是不乏证据的。比较明显的例证之一是电视广告,因为广告家只有使用众所周知的神话语言,才能做好广告。当采一演员扮成友善的家庭医师出现在屏幕上时,他在人们面前就是一个当代的神话人物了。
  纳粹神话含有传统神话的许多方面。它大多起源于在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中得到再生的德意志传说。在瓦格纳的故事和纳粹神话里,有两个主题格外重要:一个是对日耳曼民族的崇拜,另一个是对神圣土地的崇拜。瓦格纳笔下的金发碧眼的西格弗里德在纳粹看来就等于是要去统治一个已经清除掉犹太人的世界的超人英雄的模型。这些新一代英雄的领袖具有神一般的、超英雄的无限威力和不可战胜的品质。纳粹分子为了给自己树立根据,强调普鲁士英雄的神话般的传承:从西格弗里德到弗雷德里克,再到俾斯麦、兴登堡,最后到希特勒。
  在他们看来,神话在现代社会没有消失只是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它广泛介入到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之中。“现代神话”改变了古典神话某些特征以适应现代语境,某些神话元素、象征符号、叙述模式、表现形态有所修改,但是其根本的思维方式和无意识的心理结构所构造的神话文本和审美意象,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和发挥潜在的功用,深刻地影响着市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现代神话呈现的重要特性之一是“象征”,然而这个“象征”我们借助于波德里亚的话语来阐述:“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现代神话是在交换行为和以经济为主要关系的社会活动之中,确立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价值意义。因此,现代神话的政治、经济的色彩要远远高于古典神话,消费意识也超越传统神话的审美意识而成为接受者的主导性意识。同时,现代神话消除了真实和想象的对立,“防真”和“模拟”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当然,现代神话依然热衷于虚构理想中的“英雄”或“武士”,在电影与电视等现代科技手段所组成的叙事舞台上出场,它们感性化的符号形式更能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现代神话更加重视符号的虚构功能,西方先锋电影艺术家,借助与科技手段,在电影里构建光的“寓言”,“这个寓言处于观众的眼睛和光的超自然力量之间。影片《人工湖》则是另一个极端,它对超自然光进行了直接的暴露,并成功实现了与光合二而一的渴望。当片中形象与光融合时,观众在知觉上有了个人视觉与超自然光融合的相似体验”。从虚拟的光的“寓言”诞生的审美符号,显然具有纯粹虚构的神话意义。而像007邦德、兰博等形象,既产生刺激而震撼的娱乐效果,又为国家主义、民族正义等等意识形态对受众的潜移默化而发挥作用。在塑造英雄人物的手法上,现代神话则放弃采用传统神话中的英雄不死或者死而复活的生命循环的模式,让现代观众能够在理智上接受。叙事意识上,明显的趋向是,“现代神话”一般不再采用传统神话的完整的故事叙述方式来打动接受者,它对结构化的叙述失去了兴趣。而热衷于某些意识碎片的衔接与组合。也就是说,现代神话的“故事性”降低而被代替为某些意识形态的片断连接,或者某些心理情绪的变化伪装。例如“国家神话”仅仅醉心于将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以神话思维的方式包装起来,“民族神话”则将“民族”虚拟为一个完善的合乎理想的乌托邦存在,“阶级神话”和“政治神话”就以神话思维的终极世界的许诺来唤起社会革命的暴力热情,或者建立一个虚假的价值王国和伦理世界。田兆元在《神话与中国社会》指出:“国家的神话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神话,而民族神话是一个民族共同信仰的神话,二者的合流是自然而然的。……国家利用民族神话宣扬国家意志,于是国家的神话披上了民族神话的外衣,散布到大众心灵中去。所以,进入了国家制以后,没有一种民族神话不浸染着国家神话的成份。”此论无疑精当。就现代社会而言,从表层看,现代人类的神话意识由于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似乎被淡化了、削弱了,然而,神话与神话思维仍然牢固地存在于现代心灵的深处并施放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对于文艺创作、传播和欣赏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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