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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剧院的半个世纪


□ 曾昭奋

  在清华大学九十六年、建筑系六十一年的历史中,有五十个年头是与国家大剧院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八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决定在首都兴建十大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计方案过程中,建筑系师生们以高昂的政治热情、革命干劲和旺盛的创作实力所提出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科技馆、民族文化宫和国家大剧院六个设计方案,受到有关部门和同行们的赞赏,都有可能完善、发展成为实施方案。但是,他们只把难度最大、艺术含量最高、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任务留给自己,而把其他几个工程让给别的单位去完成或与另外的单位合作完成。结果,却是那样出人意料,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按计划于十年大庆前夕建成投入使用,中国美术馆也于六十年代初期落成,而国家大剧院由于业已出现的经济困难而悄然下马。
  当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于二○○七年九月间建成、试演时,已是相隔将近半个世纪的事了。
  当年,为完成国家大剧院这一艰巨、复杂、千年一遇的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清华大学以建筑系师生为主,加上其他各系,一共三百多人,组成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由民用建筑教研组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黄报青、李道增任设计组长,全力投入。建筑系的很多高年级学生,也参加了设计辅助工作。在设计工作中,学生们提出了“三高、二超、一放”的口号:“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超前人、超国际水平;在天安门前放共产主义建筑卫星!”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大兵团的连续作战,成吨的设计图纸,从未见过的巨幅彩色渲染图,专供声学测试、可以行走、安装了两千多张由师生们手工制成的坐椅的观众厅模型,大量的调研报告和实验数据,多少个不休息不睡眠的日日夜夜……在还没有出现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长剧。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在一九五八年的系工作总结中谈到国家大剧院时说:“为了使大剧院能符合今天人民的需要,我们访问了梅兰芳先生以及其他男女老少演员和音乐家、剧院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人员。同学们甚至守在厕所里统计入场、散场、休息时的各种不同使用情况。我们不仅在使用功能上向群众请教,而且在艺术问题上也向群众请教,拿着设计图纸到处征求意见,从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同志、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公共汽车乘客到校内的职工和各系师生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时距当时国家大剧院计划落成的时间已不足十个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清华大学,参观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图纸和模型。首相问,大剧院建在什么地方?一位学生回答说:“在长安街,面对中南海。”首相问,剧院有多少座位?周总理回答说:“有三千二百个座位。”(最后的设计方案是三千个座位,比当年全世界最大的歌剧院——苏联西伯利亚大剧院多了三百个座位)那时有两位朝鲜留学生正在建筑系学习,他们也和中国同学一起,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科技馆的设计工作。也许是受到中国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启发,金日成首相回国之后,决定在平壤建设国家大剧院。第一座大剧院——平壤大剧院,于一九六○年八月落成,有二千八百个座位。第二座大剧院——二八文化会馆,一九七五年建成,拥有大、中、小三个剧场,分别有六千零四十五个、一千一百个和六百个座位。回首往事,建筑系一位老先生说道:当年,北京的大剧院下马了,平壤的大剧院上马了。两位朝鲜留学生回国之后,都参加了大剧院的设计。平壤大剧院的设计,显然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平壤大剧院所用的许多建筑材料,是由中国提供的。
  国家大剧院没有建成,但已完成的设计,作为一个艰苦、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作为一桩科学技术成果,却成为建筑系师生永远抹不掉的记忆和极可宝贵的知识财富。它是建筑系学术成长的记录和标志,并成为教学、科研和建筑创作的榜样和推动力。几十年来,清华建筑学人——建筑系师生和已毕业的校友们所完成的近百个剧院设计,所发表的有关观演建筑的学术论著,建筑声学、光学研究和应用的成就和进展,以至于建筑系培养的我国第一位建筑声学博士(吴硕贤院士)和一大批专业骨干人才,同样是当年国家大剧院设计智慧和经验的继续发展和可喜成果。师生们企盼着,一旦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国家大剧院必将重新提上建设日程。已有的创作经验,不断积累的研究成果,理论和设计理念的推进、更新和对新的科学技术的把握,令他们对必将到来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有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心态和气概。
  
  半个世纪来,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经历了几起几落。
  在国家大剧院的地盘上,也发生过另外的故事。
  一九八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这里建设办公楼,建筑面积二十万平方米,已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资深建筑师李宗泽先生完成设计并投入施工。然而,办公楼之兴建,却引发了不同部门间的争执。有关方面终于决定下马。一九八六年初,一个已经准备停当、正要在施工现场上举行的开工庆典被临时取消。工地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三万平方米、深十八米的大坑。十多年后,在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最后送审的三个方案中,法国安德鲁的方案和中国清华大学的方案,都安排了大面积的水体,也许正是从这个早就挖好了的大坑获得了灵感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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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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