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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书情未了


□ 曹卫东


二○○五年初,应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盛情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临行之前,友人黄君打来电话,说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孙凤城教授到处找我。友人告诉说,我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界的泰斗杨业治先生仙逝了,留下许多未竟之作;作为杨先生的后人,孙凤城教授想把这些遗作整理发表出来。她知道我这些年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面多有用功,想让我帮忙整理杨先生生前一直在翻译却未能完稿的阿多诺所著《美学理论》。而且,她从杨先生的手稿里发现了《美学理论》的英译本,上面有我的潦草签名,想着可能是我当年借给杨先生的参考书,该物归原主了。
既定的旅程不容更改,我未及和孙凤城教授取得联系,便匆匆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夜色阑珊,不知什么缘故,火车上乘客寥寥,一反往日的喧闹,出奇地安静。我百无聊赖,静静地依偎在窗前,就着灯光和月光,随手翻阅着会议材料,整理自己凌乱不堪的思路,不时抬头遥望挂在天边的一勾弦月,思绪于不知不觉之间回到了在燕园读书的日子。
那是二十年前了。燕园的春天总是比外面早到半拍,不到四月便五彩缤纷,姹紫嫣红。我当时就读的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德语语言文学专业。这里之所以不惜笔墨,详细列出所读系科的全称,主要想强调它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外语系是大有出入的。眼下的外语系,不过是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地方。可是,由于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今天这种工具性的外语系却炙手可热,外语系的学生也平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自豪与自傲。
余生也早,念大学的时候,未曾享受到外语所带来的这等无限风光。说起来难以置信,念外语在当时甚至是不怎么受待见的。刚入大学一个学期,我们全班就集体失去了学习外语的兴趣,觉得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在啃读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或专业书籍,而我们却像儿童一样成天躲在角落里咿咿呀呀,老是在跟三十个字母打交道,真没什么出息。到了第二个学期,厌学情绪愈演愈烈,最后来了个总爆发:全班同学纷纷逃课,无一例外地选修了其他院系的课程,有学经济的,有学法律的,我也跟风选学了国际政治。
情急之下,班主任决定召开班会整顿学风,也给大家打打气。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初春的傍晚,我们被召集到北大民主楼二楼德语教研室开会。除班主任外,到场的还有因翻译但丁的《神曲》而享誉学术界的田德望先生。我懒散惯了,也不太热心公共活动,所以晚到了一会儿,但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往日班会的嘻嘻哈哈一扫而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班主任说了些什么,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田德望先生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至今记忆犹新。
田德望先生当时已七十七岁高寿,圆圆的脑袋,一脸的慈祥。他没有板起脸来教训,而是温和地开导我们。田先生讲了他的翻译工作。这时我们才得知,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田德望先生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开始翻译但丁的《神曲》。每天都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执高倍放大镜,伏案工作两小时以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此时已经完成了第一卷的翻译工作,正踌躇满志地准备着手翻译另外两卷。记得很清楚,田德望先生说到翻译《神曲》的时候略微有些激动,声音也激昂了许多,告诫我们说自己年事已高,不知道能不能按计划完成《神曲》的翻译工作,而且,还有许多像《神曲》一样的外国名著急等着翻译成中文;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年轻人如果不珍惜大好的学习时光,不把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学好,那将有损于中西文化交流,也将有辱于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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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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