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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是如何制造国企富豪的?


□ 陈 晓 王晨波



国企里产生富豪,这恐怕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心中盼望而又忌讳提及的事。根本原因在于,“富豪”能够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有权的界定,而这恰恰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软肋。
如果说企业是各种契约的集合,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却是在普遍缺少原始性合约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至今的。谁对过去积累下的存量资产稍有染指之意,就有侵吞国资之嫌。这种方式目前几乎没有成功的,其倡导者基本上都“犯了事”。而谁要用未来的增量来解决历史问题,就要看“机会”了。
2月10日,TCL的开盘价锁定在9.10元。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时点上,其董事长李东生个人财富达到了13亿元。22年前,李东生从华南理工学院分配到TCL集团前身TTK公司做技术员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而今他成为了中国身价最高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这个身价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
褚时健(原红塔集团领导)、仰融(原华晨集团领导)、李经纬(原健力宝集团领导)先后在“悲剧”中收场。与李东生一样同是知名家电企业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的陈荣珍(荣事达董事长兼总裁)、张巨声(美菱董事长)两人在失落中默默退休。激励机制,股权产权,这一路径成了许多国企老总们心中最沉重的话题。即便目前在业内能与李东生抗衡的张瑞敏、倪润峰,也未能走出这一困局。
相比之下,惟独李东生与众不同。那么,他的富豪模式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一结果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李东生“暴富”的根源

TCL集团今天的分配制度源于一次关键性的变革。
“在中国现行制度条件下,如果不是诸多因素聚焦为一点,是不可能发生关键性的变革的。”TCL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虞跃明如是说。
这里所说的“关键性变革”,是指1997年4月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从提出框架到协议签订,历时4个月。
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
正是这份协议拉开了TCL的管理层持股的序幕。一位参与这份关键协议的制定者说:“这是一份非常苛刻的协议。因为当时国企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只有3%多点,而我们提出的是10%。而且1996年12月31日之前的所有资产都归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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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企业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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