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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概观


□ 张艳梅

●张艳梅

  少数民族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俗风情、边地文化、思想情怀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在文学审美上也呈现出丰富性和差异性。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是三个不同的范畴。这里仅以部分活跃的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为例,寻找其艺术上的独特轨迹。自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的增多,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与汉民族作家的差异逐渐减少,不过,一部分寻根小说,历史题材小说、宗教题材小说,尤其是边地小说,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从扎西达娃、张承志、乌热尔图、阿来、郭雪波、次仁罗布、叶广芩、叶梅、石舒清、金仁顺、格绒追美、肖勤等作家的写作中,或多或少都看得出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和烙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因素对精神文化具有制约作用。三个因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而时代则是“后天动力”,三种力量共同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虽然作家的民族情结并不必然表现为小说写作的情感动力,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无疑仍称得上是相当重要。

  一

  少数民族作家写作中的民族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不断转化形态。这种民族文化的内在影响,主要体现在风俗记录与世界呈现的异质化。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民族情感和民族性格,具体到日常生活习惯,婚丧嫁娶,节日庆典,风土人情,包括语言、服饰、饮食和建筑等等方面,作家通过不同的地域书写实现民族身份认同,故土家园中的一切空间意象往往都可以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当然,这只是表面共在的文化现象,受本民族文化和汉民族写作的双重影响,有些少数民族作家在自觉保有本民族文化的特征,有些在无意识中呈现出本民族文化的积淀,还有一些在努力克服自身民族性的局限,其写作与汉民族作家基本没有什么差异。也就是说,站在民族文化立场看,自觉坚持,不自觉渗透,主动超越,是最重要的三种文化姿态。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汉民族文化是正统,是强势文化,那么,如何在他者文化影响下,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摆脱影响的焦虑,真正实现文化对话和交流互补,可能是所有少数民族作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相对比较迟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也不一致,文化的碰撞,往往是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在民族文化的认同、分化、异化、同化过程中,族群文化不再是具有稳定性的想象的共同体。

  共享的文化与价值,联系和互动,勾勒出本民族的世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或以表现具有稳定性的民族性为主旨,或以民族特性的演变为背景,形成了各自的地域化、地方性民族文化特征。如藏族作家笔下的神山、活佛、圣徒、玛尼堆、羊群和牦牛;鄂伦春人的山林、狩猎、雪原、萨满;苗族作家笔下的歌舞、祭祀、赶场,等等,这些具有浓郁地域特征和民族风情的活动和场景,成为少数民族族群认同的外在表征,形构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取向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和文化生产模式转型,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城市化进程加快,西部大开发,农民纷纷离开家园进城打工,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日益交融。原来固有的生活被打破,文化的整一性消失,家园感和民族感逐渐淡漠。另外,随着世界性交流的拓展,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话融合,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不再是固定于特定的地域与领土之上,它会进入他者的文化空间,同时,自己的文化空间也必然受到他者文化的渗入和影响,自身的文化身份也不得不通过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他者文化重新界定。”(贺玉高)文化身份的杂交性或混合性,对单一的本质主义民族文化身份概念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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