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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蜂巢式公民教育


□ 徐贲

  公民是在积极参与、相互交往和共I司行动中变得聪明起来的,聪明的公民必须是知情的公民,是受过教育、享有公民自由并行使公民权利的公民

  杜威说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教育乃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工具。……一个社会群体的每一个成员,生来都是未成熟的、无能的,没有语言、信仰、观念或社会标准。每一个传递本群体生活经验的个人,总有一天要死亡,但是,这个群体的生活仍会继续下去。”在现代国家里,如果把“人民当家做主”当作一项立国之策,把创造和继续民主的群体生活当做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那么,国民教育就应该不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国民有义务接受这样的教育,也会欢迎这样的教育,因为这样的教育会为国民提供必要的政治知识,帮助他们成为好的公民,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积极参与的作用,并在这个意义上变得聪明和能干起来。

  安分守己的“好人国民”

  在传统社会里,做一个“好人”就是按本分行事,这也被当作道德的基本要求,安分的好人因而也就是有德行之人。在一个由传统形成了秩序的社会里,人们习惯地接受家庭、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威和体制,并把它们看作生活世界的自然规范。在这样一种自然的生活世界里,人们的信仰、思想、人际关系、制度运作、权威形式和影响都是在习惯、习俗、陈规和现成模式中习得的,这样的教育反过来则是帮助维持和再生现已存在的传统生活秩序。

  在这样的生活秩序中,社会和国家变成了一种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身份地位的整体,这个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是权威和体制早就替每个人安排好的。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的那个位置,在其中安分守己,恪守本分,便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好人”或这个国家中的“好国民”。由于这个社会秩序和其中起规范作用的法律,还有起领导作用的权威,都早已在那里了,它们获得了当然的权威,也形成了一种具有自然合理性的传统。传统的存在是无须得到传统中个体成员同意的。传统可长可短,长的上千年,短的几十年,但一旦形成了传统,质疑它、挑战它就都是在破坏稳定,都是非良民和坏国民的行为。

  如果以整体论来看待传统的社会功能,它往往会把自由民主的个体本位看成一种贬义的“个人主义”。按照个体本位的自由民主观,每个人都是自由、理性的个体,都能够与别的自由理性个体一起,结成一种契约性的社会关系,以增进共同的福祉和实现各自的幸福追求。社会的存在,不过是在帮助实现这样一种个人各自的目的。传统的社会观,把社会看成一个由习俗、传统、伦理、制度构成的,造就个体而不是由个体去造就的整体。每个人应该在这个整体中扮演什么角色,为这个角色设立什么标准,如何区分“好”与“不好”,这些都是由现有的各种体制所决定的。

  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体制早就给他们规定了一个角色:家庭、教会、政府、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关系。每一个角色定位都要求具有相应的“品格”(或“品质”),有品格就是好,没品格就是不好。一个人的好与不好,小到在家庭里,大到在国家中,都是以某种相应的“品格”来衡量的。人并不是生下来就会扮演这些角色的,所以,要让一个人成为“好人”,就必须教育他。但是,有的人即使经过教育,也还是不善于或不喜欢扮演指定给他的角色,一辈子都在那个角色里觉得不适应、不舒服。对这样的人,就必须不断开展“再教育”,包括不断的逼迫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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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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