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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软助”再捅


□ 阿 敏


我们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名高实低的状态,社会主义社会所应达到的物质基础极其薄弱,再加上被“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人们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种种现象不理解甚至仇视,凡是人有我无的东西,就要大骂,如减肥、养宠物、染发、新潮时装等等,一概都被斥为“光怪陆离”。
想想也是,连粗茶淡饭都有定量,不敢敞开吃的时候,人们是用不着减肥的。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在释义“大腹便便”词条后,就有个说明:一般用来形容资本家。显然,这里说的资本家,是指解放前的资本家,解放后他们即使能“残存”下来,但经“文革”这样的“洗礼”,是休想再能保持“大腹便便”状的。可见,对这个体貌的仇视,带有强烈的阶级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情状:营养欠缺。其实,彼时欧美国家那些有钱的资本家,早就不再“大腹便便”了,他们因有条件摄人高蛋白低脂肪的精美食物,有闲暇作健身锻炼,倒是瘦子居多,而一般没有钱的人,却由于常吃高热量高脂肪的廉价食物,不乏腹大如鼓者。这情景在现今的中国也开始再现了,大腹便便者不一定都是富人。食物的营养构成与过去大不可比了,即使讨饭讨来的,也常常是高热量的东西,很容易发福。
过去曾经被我们骂过、仇视过的许多东西,因为社会的进步,在今天不可抗拒地出现并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内容,这不能不使人尴尬一一骂来骂去,骂到了自己头上,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让人尴尬的,还有那些的确属于弊病的东西。发达国家某些城市的交通拥挤,曾被我们“上纲上线”讥讽过,现在由于汽车的剧增,我们也吃到了这种苦头,乃至北京出现了限制私家车的呼声。吸毒、卖淫、银行抢劫、黑恶势力等等,也都上演了。起初,我们自信依靠自身“优越的制度”建一扇“纱窗”,能把外部世界的这些“蚊虫”挡住,后来一看,这些“蚊虫”原来多从内部自然孳生,于是又有了“前进中的问题”的阐释。对“前进中的问题”的说法,很多人批评,我倒以为大致符合客观,关键是取什么态度。对此,许多有识之士已发过议论,此不赘述。我想说的是,有了过去尴尬的教训,咱们应长点记性,对当今发达国家出现的某些社会现象,不要再“无限上纲”,轻易地归结为制度造成的弊端,说不定过些年后,咱们也会轮上。
人类处在同一个地球上,各国的社会形态不尽相同,但并不是没有通病;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人,其行为也多有相似之处。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常成为自杀者的选择地,咱们的南京长江大桥上,也常出现寻短见者,这只能从心理学的范畴找原因。寻短见者喜欢在雄伟高大的建筑物上“了此一生”,本来就是个普遍现象,你要是硬把金门大桥上发生的悲剧,说成是单一文明发展的必然恶果,是制度原因使人们活得没希望,才有此无可奈何的一“了”(过去就是这么报道的),那就得先把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自杀者的自杀原因,解释得滴水不漏。所以视角还是平和些为好,是啥事儿就说啥事儿,少扯别的,免得被动。这不,2003年11月10日,中央电视台播送的一则消息称,南京有位姓陈的先生,有个比做一般的“好人好事”崇高很多的“业余爱好”:在长江大桥上劝解自杀者。陈先生的业余爱好能被“培养”成,并且总有“活”干,不难推测大桥上悲剧发生的频率。据说,咱们国家每年的自杀人数,总计有28万之巨,扯别的,受得了吗?
总想用刀捅别人的“软肋”,却老找不准位置,到头来反伤着了自己,这干的绝对是件蠢事。在有些事情上,还真不能有太高的“革命警惕性”,因为:英国母鸡下蛋的叫声与中国母鸡下蛋的叫声,原本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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