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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关系


□ 陈尚富

  摘要:过去探研中美关系正常化基本上是在冷战时代的背景下,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变化中考察、分析。文章则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分析考察。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者简介:陈尚富,男,任职于壤塘中学,历史学学士。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概述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过去主要是以冷战为背景从以下两个角度探讨的:一是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而急需联华制苏,故急切考虑改善对华关系:二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对抗使中国受到苏联的强大威胁,故急切考虑改善对美关系以改善国家安全形势。关于第一个角度,忽略了若中国没有改善对美关系的急迫需要,中美关系在当时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在强烈的反帝意识和气氛下,要同20年的夙敌和作为西方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握手言和是不可思议的。相反,若中国决定与美和好,双方就会走到一起。因为中美联合抗苏对讲求功利且在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美国来说,当然是欢迎的。而中国的决定取决于有无改善对美关系的急迫需要。可见,中国急需改善对美关系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如何产生这个必要条件呢?第二个视角似乎作了解释。但是,中苏为何走到彻底破裂敌对?同时,若中苏当时能重归旧好,则必要条件也不存在。为何中苏关系又无可挽回呢?这需要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同时,这两个视角只是初步回答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时所特需的必要性因素,而未回答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因素,其中部分重要答案也需要并可以从“文革”背景中去寻找。此外,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了探讨,比如:第一,中越关系因两国地缘政治、美苏因素和历史等原因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微妙复杂的变化,使中国考虑调整对美关系。第二,中国为统一台湾而考虑改善对美关系。这两种分析虽有独到之处,但显得牵强。因为这个考虑在当时其实是为了安抚国内对于中美和好的不理解或不满心理。此是其一。其二,在当时背景下,那是比较小的因素,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顶多起了一点儿催化作用。而且,同样忽略了“文革”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没回答出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可能性因素。第三,中国政局的变动对中美关系有影响。其中触及到了“文革”,但是没有进一步明确揭示出“文革”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存有的内在关系。
  因此,本文着重从“文革”这一历史大背景去探讨中美关系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并实现正常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进而揭示出“文革”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间重大的内在关系。
  
  二、中美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常化的必然性
  
  “文革”的爆发和持续决定了中美必将走到一起。因为“文革”使本已恶化的中苏关系最终彻底破裂敌对,又因“文革”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特殊政治内涵和“文革”带来的极左狂热政治气氛使中苏根本无法重归旧好。面临近在咫尺的严峻的苏联威胁,中国必然急需并决定改善对美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为详细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对中苏关系在“文革”爆发前后的不同表现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如下必要的分析说明,
  
  (一)“文革”爆发前保持盟友底线的中苏关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先对“文革”爆发的时间界定一下。一般认为“文革”正式全面爆发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可见“文革”的实际爆发时间是在此之前。毛泽东授意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发表,此事表明毛泽东开始将“文革”付诸实践。故可以将“文革”爆发的时间界定在1965年11月。
  2,“文革”前,中苏已现了一系列分歧摩擦,但中苏保持着同盟关系这一底线,且都对改善双边关系抱有愿望和信心并作了努力。有关证据从1963年初到1965年底有重要显示。(1)“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论战的建议:对于有分歧的问题可以先通过两党会谈,进而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毛泽东于23日将政治局的常委召到自己的书房研究对策。为了避免承担分裂的责任,与会者决定接受苏共中央的建议”。以这种友好方式讨论双方矛盾表明就双边关系大体而言:彼此仍以朋友相看并十分珍惜这种关系。(2)1963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人出使苏联向赫鲁晓夫试探“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并表示可在其他方面让步做交换。赫鲁晓夫没同意。这表明苏联此时就国际关系大体而言仍视中国为盟友。(3)“1964年4月16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联名祝贺赫鲁晓夫生日的电文中说: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情况,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这表明中国也仍视苏联为盟友,并对重归于好抱有极大期望和信心。(4)1964年10月,中国抱着修复关系的愿望接受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高规格代表团。这表明中苏双方都在设法改善双边关系。其间虽出现苏国防部长挑拨中国领导人内部关系的风波,但苏方迅速道歉表明其希望中苏关系不是坏下去,而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另外,此事未引起太大纠纷就表明中苏关系从根本上讲还是友好的。(5)1965年2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越回国途经北京,毛泽东会见他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要站在一起的”。这表明在毛泽东心中,中苏还是盟友。同时,中苏一致援越抗美——中国让苏联军事物资从中国转运到越南,1965年2月到1965年底共转运4,3多吨军用物资。这就更为直接表明:直到1965年底,中苏仍是盟友。从以上事实分析可见,在“文革”前,中苏关系并未彻底破裂敌对,而仍保留着盟友这一根本性双边关系。这决定了中国此时没有改善对美关系的迫切需要,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当时所特需的必要条件尚不具备。由此,中美关系正常化在此时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文革”爆发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伴随着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当时所特需的必要条件日益成熟——预示着中美关系将发生重大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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