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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写作的新症候


□ 张凌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现代消费文化兴起的语境中,女性写作呈现出新“症候”,即对于物品的繁复描写与迷恋。这一对于物品的高度敏感与兴致的写作倾向,显示出女性写作的一个新生意义与审美维度。这是女作家所建构的一个与日常生活认同的“女性叙事伦理”,它以一种创新的姿态,完成了女性精神的又一次“突围”。但是“物化”只是女性写作颠覆男权中心话语的策略与进程之一,并非女性写作的归宿与精神依托。
关键词:女性写作 物化 物品 消费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与市场经济的语境相伴生,消费文化在中国悄然而至,女性创作以特有的敏锐,新鲜生动地表现出这一时代景观。仔细品味纷繁多态的女性写作,我们发现女性创作文本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物品(用货币购买的商品)的繁复描写,这一描写有时甚至近乎痴迷。这是一个新的“症候”——“物化”。在近些年的文坛上,部分女作家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对物品的高度敏感与兴致,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堆砌,或精心,或随意,以各种形式彰显了女性文学活动与消费文化的密切联系,表征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一、 理论辨析

笔者所使用的“物化”概念,就一般的理解而言似乎具有负面价值,它与“物化”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本文从批判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来理解“物化”的概念,将“物化”作为一个具有正面价值的概念运用于当代女性写作分析之中,旨在突破精神/物质、意识/身体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在这一模式统摄下男性/女性的等级制象征秩序与话语——权力关系。
“物化”(reification),是马克思、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等人所着重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弊端。这一概念是卢卡奇在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和异化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指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此后,霍克海默、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将“物化”思想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领域,强调在市场条件下无论纯艺术还是通俗艺术都无法逃脱“物化”的命运,而势必成为“物化”的表现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主要指向大众消费文化,这种批判所表达的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消费文化的矛盾心理和对商业的轻蔑。麦克•费瑟斯通指出:“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以及思想文化界对消费文化大潮多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道德滑坡、物欲横流、享乐主义等成为针砭的矛头所向。“人文精神讨论”的现实针对性也与置身消费文化潮流中的道德危机感和“物化”现实有着密切关联。
然而,在迅速崛起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现象面前,人们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许多时候,人们做出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是现成的思想理念,有时甚至捡拾禁欲主义的牙慧,其中不免受精英知识分子潜在的文化等级意识影响。正如布尔迪厄在《区分》中所言:“对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在此我们不妨借鉴女性主义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精神/物质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思维范畴是父权等级制的思维模式,在这一传统的两分法中,“精神”为男性独专,“物质”属女性特质。于是,“物性”成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内在文化隐喻和诗学修辞。在传统观念中,女性被男性中心文化排斥在精神性生产之外,并被强制塑形为物质性的生理性别,符码化为生殖、身体与性态,而这些特性在精神/物质、意识/身体等一系列男/女二元叙事传统中属于被贬值、被宰制、被否定的一极。为此,女性主义的写作策略之一即要求坚持“女性本原”批评,也就是说,坚持女性从否定、缺席、沉默和空白的位置上发言,从“女人腔”(伊利格瑞语)、妇女经验和传统中汲取写作的信心,以突破父权等级制压抑。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坛部分女性创作中的“物化”旨趣,似乎与这样一条理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暗合。
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为了回避和对抗父权制文化渗透的叙事,挑战“菲勒斯”中心话语,甚至提出“彻底物质化”的口号。在她们看来,“物化”是消费文化语境下女性写作的策略与资源之一,是现代性的别样语境和另类理解。同时,这一叙事策略也是后现代理论的“陈仓暗渡”:德里达在《立场》中分析形式/物质的区分时提出,物质必须被再加倍,既作为二元对立中的一极,又作为超出了该二元配置的东西,作为其无法被系统化的性质的形象。在系统内部,它以不和谐的、分裂的形象现身,对其自身的系统性构成威胁。再如有关“物化”写作中的身体问题,在后现代理论实践中被加倍地赋值。尼采首发“以身体为准绳”的口号,此后,德勒兹、福柯以及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将“身体”提高到超越理性、意识和精神的地位。这一“身体转向”带有鲜明的“回归物质”的趋势,有意思的是,“身体写作”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女性写作的标签。尽管上述理论观点未必切合中国女性创作的实际,但对我们展开思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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