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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五十年代


□ 旷 晨

地头瓜棚、街头巷尾的识字班
———五十年代的文化扫盲运动

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有点像现在的后青春期狂欢,国家的指令一下,一个个识字班便满脸春阳地从地底蹦了出来。那年头的人们,都生活在“火热”的现实中,有的是使不完的激情。干部上门一动员,大家伙便两腿一哆嗦,唯恐脱离了大众,端张凳子就进了扫盲班。
这些班可是办得红火,有夜校、有白班,且在田间地头安营扎寨。挑选的老师,有的是现成的大队长,有的是记工分的师傅,有时候人手紧缺,就直接拉来一两个刚脱盲的毛孩凑数。不管怎么说,国家的政策是不能违抗的,虽然效果比较低端,但是该办的还得办。
最积极的是各大学校的学生,年小、有干劲,像一台台兴奋而敏捷的播报机器。他们脑袋瓜碰在一起,就想出许多机灵古怪的点子。有人专门到乡镇里抄录花名册,把所有的人头仔仔细细地数清楚,一个“落后分子”也不能落下。有人是挨家挨户地围追堵截,不管你大爷大妈,也不管你三姑六婆,只要认字不上200个,全都“打”成文盲,让你免费享受扫盲“待遇”。
“各校的学生动员起来,不管是几年级的学生都组织起来,分成好多扫盲学习小组。每一小组分管一片工人家属,小组长每天带领一队人马,组织矿区的工人家属们的学习进程。每个学生分片承包,分户分人一对一的家庭扫盲,凡不识字的不论男女老少都得学字,每个人必须学会200至300字,不但会认会写,而且懂得它的意义。”
在当时的农村,读过书的妇女极少,男性也有很多是斗字不识的文盲。户口簿上的名字是村里的书记员帮填的,写封信要等那些学过些“增广贤文”的老先生代笔。村子里的茅厕亦是没刷“男”、“女”二字的,男厕瓦楞上搁了顶破草帽,女厕则绑了条报废的红头巾,如果没有标志,就遵循“男左女右”的古训。所以,上扫盲班的人心里大多是情愿的,虽有些惶恐,但更多的是欣跃。
“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挺害怕,这辈子还没进过教室哪。我小腿直打晃,手不知往哪儿搁,缩在衣袖里嫌寒酸,放在裤袋里又太那个……脖子上像被猫扑过,一道一道的汗,有的地方冷,有的地方热。后来就放松了,因为比我年长的多得是,最老的都快奔八十了,一边读嘴唇还一边颤。上课的是个白面书生,个儿挺小,我们一笑他就跟着脸红。那先生人也好,说我们写字要用手‘握’笔,不要‘抓’。嗬,拿了大半辈子锄头了,认个生字还挺别扭……”
这是邻居一位老大妈对当年扫盲的回忆,亲切得让人乐呵。那时候,扫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人少的就统一参加“夜校”,人多的就由各个生产队分头组织。有时候时间分配不过来,又要大搞生产,又得抓紧时间认字,大家就在瓜棚地头把塑料袋一铺,现场开课。扫盲被视为一场政治任务来抓,有专人记工分,任务完成得好的大队还有奖励(洗脸盆、热水壶之类的玩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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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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