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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释学与“文化模子”理论


□ 张志国

摘要:本文将叶维廉的诗学批评整合为传释学诗学体系,指出其开放性生长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一)七、八十年代中国古典传释学建构期,以“具体经验”为核心观念;(二)贯穿七、八十年代进而衔接九十年代的跨文化传释期,以“文化模子”为核心理论;(三)九十年代以来走向文化批判的传释实践期。文章旨在揭示叶维廉诗学的理论背景,即以道家美学为核心并积极吸收西方现象学、诠释学;其研究态度和方法,即怀疑与批判态度、比较与历史寻根意识、以语言哲学为根基的美学、文化、政治哲学层层深入的方法;其文化立场与乌托邦向度,即站在道家美学的当代价值立场上,对于文化生态多元对话与平衡互补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传释学;具体经验;原初世界;文化模子

为了活泼泼的自然和活泼泼的整体生命,
自动自发自足自然的生命,我写诗。
为了活生生的整体生命得以从方方正正
的框限解放出来,我研究和写论文。

叶维廉的诗歌之藤滋养、呵护着诗学之藤的成长。尤其在早期,此时的诗学批评“代表了我作为一个诗人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追索与反省,没有什么学者的训练,很多时候凭直觉”。故而,叶维廉诗学批评的起点深深地建基于其一代台湾现代诗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上:一方面,针对大陆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反共文学”错误的文学观念——“文以载道”和“警世”批评,叶维廉对“诗言志”进行了重新诠释:“志”是“吾人对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感反应之全体”。这里蕴涵着叶维廉传释学的核心胚胎,这一胚胎在八十年代的传释学中发展为对“意”的重新解说:“意”是指“作者用以发散出多重思绪或情绪、读者得进以体验这些思绪的美感活动领域”;另一方面,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台湾现代诗创作寻找理论依据的艾略特研究中,叶维廉发现了对其后来的诗学理论建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即艾略特诗歌“压缩的方法”与中国古典诗“连结媒介”之省略的异同。对两者相似点的注意无疑引发了其对庞德等美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关系的思索,而这里同时也孕育着其对中西诗歌差异性的觉察。叶维廉诗学批评方法从诗歌语言的语法出发、层层深入的分析特点在这里开始萌芽。
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秩序”的诗学批评体系,叶维廉诗人、学者、翻译家的多重身份使之不仅与诗学学科理论间保持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而且与种种文学与社会现象保持着批评的历史关联,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诗歌创作保持着哲学的思想关联。由此,他的诗学理论体系,逻辑缜密、视野开阔、意蕴丰富,始终能够保持随时代发展的鲜活度与开放性。
叶维廉的诗学批评体系,呈现出开放性生长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一个“秩序的生长”的过程。叶先生曾将自己丰茂的诗学著述大致分为早期文集与近期论文集:早期文集包括《秩序的生长》和《饮之太和》,近期论文集则包括《比较诗学》、《历史·传释·美学》和《解读现代·后现代》。此中镌刻着叶维廉诗学生长的三个历史阶段:即六十年代跨文化研究“轻易用‘共相’、‘普遍性’之词”,倾向纯美学的讨论;七十年代,通过“中西思维系统之各有所执的比较而对这些用语质疑,并希望从语言书写、理论架构的圈定行为的宰制中解放出来”,因此走向哲学、美学、语言、历史、文化的综合探索,竖起叶维廉比较学科理论的“旗帜”——“文化模子”;进入九十年代,叶维廉已从哲学、美学、文化的历史层面进入思想、政治、权力、经济的多方面跨学科整合阶段。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传释学”的提出,使叶维廉的诗学批评再次突破飞升的临界点,成为其衔接前期与后期、建构整个诗学批评体系的关键枢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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