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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今年六月十一日的早晨,阳光和雨水交替地照临滇西北的其茨顶村。讨论会休息的时候,在那个宽大的藏式建筑的二楼走道上,一个头上扎着红色的带子、穿着很像当地人而又透出山外气息的年轻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说曾和诗人萧开愚一道来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与《读书》的朋友们聊天,现在德钦附近的明永村做小学老师,已经快两年了。也许是高原日照的缘故,他的脸色和表情渐渐地融入当地人的世界,我无法从这张充满高原气息的脸上找回咖啡馆里的记忆。我问他来这里的感受和所做的工作,他的回答是:度过了开始阶段的心理危机之后,慢慢地进入了村民们的世界;他一边教书一边读一些藏传佛教的资料和著作。最难的,他说,是心理的适应。
  他的名字叫马骅。
  六月十二日上午,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车往梅里雪山方向驶去。中途,马骅从另一辆车上下来,坐到我的旁边,详细地给我介绍窗外一一掠过的地方。回想起来,在他的讲述中,有三件事情让我记忆最深。第一件事情是对藏民转山的描述,他显然被那个壮阔的场景震慑了——在叙述一望无际、起伏不断的转山人流时,我们正穿过海拔接近四千四百米的白茫雪山山口,群山被升腾的雾气缠绕,而他的眼神发亮、神情亢奋。“每一个转山的人都见到过一个人,他转了三十六圈,每圈至少要十来天!”那叹服的语气中有一种神秘感,仿佛在召唤对于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我不由得想:这个在上海求学、在北京工作,而后辗转来到雪域高原的诗人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是他对当地教育状况的关心。行至某一段山道,我们看见另一侧的山腰上有一个孤零零的建筑,他告诉我说,这是一对藏族兄弟自己出资为附近的村民们办起的学校;他们缺乏支持和资金,但已经支撑了几年了。那个干涸的山腰上没有别的植物,惟有一根细长的管道从极深的河道中探出头来,象征着某种渴望,也预示着某种命运。他没有介绍自己任职的学校,我后来从报道中得知,那个学校仅有两位老师,他是其中之一。第三件事情是关于在虎跳峡可能兴建水坝的事情。那会儿我们正路过一个规模不小的镇子,看着那些参差不齐的建筑群,他说:如果虎跳峡真的修了水坝,这个镇和周边的地区也将被淹没。他神色黯然,而语调仍然是平静的。
  抵达德钦的当晚,我沿着县城的主街道闲逛。在一个街心的空地,一群藏族的小伙子和姑娘在弹琴跳舞,周围渐渐地有一些欢乐的人群。这是个周末。我在人群中见到了马骅:他还是头上扎着红色的带子,略长的头发随着他的舞步在暮霭和街灯中晃动,身体在节奏分明地起伏。我也跟着试了试,找不到步点,从两边闪动的善意的笑脸上,我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多么笨拙。这个节奏、步点和身体的晃动提示着舞蹈的参与者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距离。我退到路边的暗影里,看着这个舞动的人群和那个头系红带子的年轻人的快乐的身姿,忽而想到他前一天所说的初来时的心理危机——从那时至今,他已经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穿过那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著名小说的开头。
  也许就是在那时,我的职业习惯抬头了:他以后能不能给《读书》写点文章,写点有关这个离我们既近又远的世界的故事呢?在休息的时候,我问他能否通电子邮件,他回答说:去年村里接了电话线,现在能够上网了,只是速度极慢。第二天,他没有和我们一道去冰川,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匆匆离去——回他的村子去了。
  几天之后,我回到北京,给他写了一个电子邮件,希望他有空记着为我们写点东西。但几天过去了却没有回音。又过了两天,我接到一个朋友从中甸打来的电话,说那个虎跳峡大坝的计划仍在进行之中;这个工程一旦上马,当地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文化遗存都将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电力的过度需求,而水电开发又是解决电荒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修筑大坝对生态造成的长久破坏已经为无数的经验所证明,从鱼类到植物、从河床到气候、从水质到疾病传播、从引发地震到安置移民,其中的灾难性影响不胜枚举。一九九六年,美国学者P. 麦卡利(P. McCully)出版过一部题为《沉默的河流》的著作,在许多朋友的努力下,这部著作以《大坝经济学》为题在中文世界出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二○○一年),我真是希望许多关心生态问题的朋友们读一读这部著作。根据作者提供的截至一九八六年的数据,中国的大型水坝拥有量高居世界第一,为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座,而位居第二的美国的大型水坝拥有量仅为五千四百五十九座。在此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修筑水坝的数量、规模、资金投入和牵涉的移民数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这位朋友的焦虑让我想起了第一个告诉我有关虎跳峡水坝的马骅和那个人口稠密的、可能被淹没的小镇的命运。
  于是,我问这位朋友是否和马骅谈过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定会关心的。电话中先是片刻的停顿,而后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一天前的傍晚,马骅到城里询问有无可能将宽带网接到村里去,在搭车回村的路上,他随车翻入湍急的澜沧江中,从路面到江面的垂直距离有八十多米。一位目击者曾在一瞬间见到过江面上晃动的一只手,那是马骅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召唤。
  那是在我们分别之后的第五天。从那时至今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那封短信至今没有消息。此刻,我又坐在灯下编着新一期的《读书》——这一期的《读书》有几篇讨论城市的文字,与这里所说的边远乡村相距遥远。但在这个潮湿的夜里,我总想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寻找联系,就像那个头上扎着红色带子的年轻人要把网线接到他的村子里一样。有谁能够否认,反复拆建的古都与沉默的河流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就是:如何对待发展?为什么要讨论生态?我还依稀记得:这两个问题正是几年前一群知识分子在《南山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它依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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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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