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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恶之花”与城市“文明病”


□ 邝诚生

  叶诚生

  李欧梵在论及中国现代小说之发端时曾作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几乎都是以上海为蓝图的。概括地说,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这个现象,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惟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对于我们所考察的都市文学这一论题而言,真正的都市文明景观以及城市与乡土世界的冲撞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从文学史视角来看,与沈从文所代表的乡土抒情叙事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现代小说中的“新感觉派”。沈从文以人性尺度衡量着现代城市文明,但他所面对的城市还不是真正具备足够“现代质”的都市,所以沈从文的城市批判更是在一个相对抽象的意义上展开的,即探察普遍意义上的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老舍的市民风情与“老北京”神韵显然也并非真正的现代都市景观(一旦老舍将所谓新式“文明”视作“老北京”的变异,他所展开的城市叙事反倒凸现出了城乡之间的激烈冲撞,《骆驼祥子》便是一个经典文本)。乡土中国虽然曾在鲁迅与乡土文学作家们笔下暴露过诸多的愚昧与落后,但“思乡”的情结与乡土情怀一直是作家们抒情时的主要依托和资源。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虽然在理智上常常要反思乡村文明的缺失,但在情感上又时时离不开对乡土的眷恋。这也正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人对“现代性”既认同又感伤的特定意绪相符。

  在这里,更具阐释可能性的是,现代小说的精神源头——即使仅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所呼唤的正是一种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在文化上所呼唤的便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价值,这种价值崇尚发展、文明、进步,人的欲望(无论是物欲还是精神欲求)在“现代”新文明中应该得到更大的满足而不是相反,传统在文化更新中被破坏,社会在历史进步的期待中不断变动,人性在现代秩序中更加复杂多变,这一切本来都是五四“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五四小说的个性主义与强烈的反传统意向正是这种价值立场的直接表征。而在五四时代过后,现代性追求不再以个性解放为标志,而是采取了更为激烈的社会革命的方式,“革命”自然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极端表现,相应地,激进的革命文学不断显示着现代性的指向向政治革命与社会解放的转换,而革命文学“成熟”的一个主要标志便是对世俗生活与感性欲望的克服,从而集中笔力表现“历史生活”。就小说而言,对客观化的、有着崇高文化目标的宏大叙事的追求远远遮盖了作家对日常现代性的主观感受。所以,革命文学初始阶段一度出现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遭到批判与否定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除了艺术形式上的幼稚之外,“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在革命文学看来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的不成熟。实际上,从现彳弋性的文学表现来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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