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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作家叙述策略探析


□ 王娟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70年代出生的作家涌现在文坛上,引起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骚动”。本文中提及的“70后”作家指的是这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家,不仅指卫慧、棉棉等所谓进行“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更包括刘玉栋、徐则臣、金仁顺、魏微、常芳、鲁敏等更接近文学本身的作家。纵观戴来、金仁顺、魏微、常芳、张楚、鲁敏、乔叶等“70后”作家的创作,他们对社会、人生、日常生活的表现有各自独特的切人点,表达的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深度和情感维度的多元思考。

  最早出现在批评视域中“70后”作家是卫慧、棉棉、朱文颖等人,她们的《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糖》、《高跟鞋》等作品中带着强烈的私人性体验和情境言说,充斥着诸如酒吧、吸烟、酗酒、吸毒、摇滚音乐、放纵的性爱等各种城市生活符码,流露出的是一种病态的都市虚无情绪。

  在新世纪开始后,对都市故事的书写依旧在延续,但是不再局限于都市狂欢和另类生活的追寻,她们关注的空间更加宽泛,曾经作为城市符码的酒吧、歌厅等开始隐退,平凡普通百姓的生活出现在她们的作品中,深处现代消费生活中的复杂人性,各种境况下人的精神焦虑成为了她们关注的焦点。有的作家将焦点对准了家庭、事业都小有成就的却陷入精神“无物之阵”的中年人,表现着他们被生活绑架后的徘徊与恐慌。比如鲁敏的《铁血信鸽》、盛可以的《中年丧妻》、戴来的《潘叔叔,你出汗了》等,都写了中年人发觉对物质生活的追寻湮没了对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意义缺失又引起了对人生的不满和内心的恐慌,一种恶性循环由此产生。有的作家将目光聚焦在城市平民阶层,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翻捡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咸。如常芳的《一日三餐》,下岗工人唐光荣和留香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不富足而心生怨艾,而是在开三轮、卖猫粮狗粮中继续着他们平凡的生活。在《一个人站在高高的云端》中,常芳透过小苗和曹玉行的故事讲述他们的不幸与辛酸,在爱却无法抵御悲情的情感氛围中溢出了一股对人与人、人与时代、善与恶之间关系的思索。还有的“70后”作家在对两性关系的描述中展开对生命和人性的思索,金仁顺的作品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她的《水边的阿狄丽雅》、《人说海边好风光》、《拉德茨基进行曲》等阐释了女性在面对两性冲突时的病态心理和悲剧选择。

  对乡土的关注也是“70后”作家创作的一个落脚点。但是大多数“70后”作家笔下的乡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乡土,比如徐则臣的“花街”——…花街’很大,因为它是虚构出来的,可以无限延伸,直到能够容纳整个世界,我可以把一条街弄成整个世界。……我很愿意在这里建立起一个独特的、完整的世界,建造一个我想要的乌托邦,即便偶尔有‘梦魇’,那也是痛并快乐着”。这样的乡土在鲁敏笔下是东坝,在张楚笔下是樱桃镇,在魏微笔下是微湖闸,作者在乌托邦式的乡土上进行的书写依旧是对当下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不同精神向度的一种观照。

  不论是都市故事的书写还是乡土情怀的关照,大多数的“70后”作家对人性的观察是敏锐的,他们也都不约而同的发掘着日常生活的细碎,建立了独特的日常生活美学。“他们充满着温情,即使面对令人齿冷的黑暗,他们也愿意为那新坟添上一个花环,他们对人性与生活永远有着同情的理解。”但是在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意义展开追寻的时候,问题也呈现了出来:他们笔下的历史是模糊的,当下存在的诸种社会问题也被简化至人性情感的纠葛。换句话说,他们对历史和当下社会现实都进行了不自觉的阉割。从这层意义来看,他们因对日常生活中精神意义的建构而具有的人文关怀呈现出了“非宏大性”的特点。

  日常生活的书写使我们看到了“70后”作家在对社会和历史宏观把握方面的“缺席”,造成这种“缺席”的原因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的商业化炒作,金钱意识形态牢笼下作家本身生命体验和对自我身份认知的不足,评判标准的确立等,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并非所有的“70后”作家都陷于建构日常生活美学的囹圄而无法自拔,我们从刘玉栋、徐则臣等小部分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不同于大多数“70后”作家的特质,他们不再单纯地以个人化写作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和关注,他们开始关注城市,关注农民,关注土地,关注转型期社会的变化,发出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美学建构的异质声音。

  不论是在对日常生活书写中体现出的“非宏大性”人文关怀还是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把握中发出的异质声音,呈现出了他们介入现实的努力。7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其叙事策略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70后”作家的写作整体上采用了一种冷静、有节制的叙事方式。“70后”作家比较重视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并且对日常生活的万千变化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我看待人事没什么是非观念,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人心,就是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怎样的一种性格,你能做出什么事来……你把人心吃透了,不管生活发生了什么,你也不会觉得奇怪”。这种“不管生活发生了什么,也不会觉得奇怪的心态”反映在小说中便是冷静。如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大老郑在家乡有妻子,却还是和没有名字的女人同居了,大老郑的兄弟也不曾向自己的嫂子告发哥哥在外面的事情。当“我们”都习惯了大老郑和那个女人的生活时,又得知那个女人在乡下有丈夫和孩子。若用传统伦理道德标准来评判,大老郑和那个女人无疑是要被判重刑,但是作者却没有加以道德评判和指摘,只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为大老郑的女人的所作所为做了解释与开脱,女人的行为被谅解,她和大老郑之间的情感也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再如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我”与祖母之间剪不断的情缘中暗含着一种生命的轮回,祖母的一生在“我”的回忆中慢慢展开,祖母生命的印记也延展到了我的生命中。“我”逐渐理解认同了祖母,小说叙事如同“我”对祖母的回忆般舒缓、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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