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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解志熙《考文叙事录》


□ 祝宇红

  15年前,樊骏在《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一文中,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年轻学者寄予厚望,他特别指出198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具有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的新型学者”中的三位代表:陈平原、汪晖与解志熙”。这三位学者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果然成绩卓然,而他们的研究路向却不尽相同。陈平原早期在小说史方面颇有建树,但他后来于学术史、文化史方面着力更多,汪晖则从1990年代就进人思想史研究领域。三人中,只有解志熙一直坚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曾有“越界’举动,2009年出版的哎考文叙事:录十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是解志熙最新的著作。这本书扎实厚重、锋芒内敛,在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当中是极具特色的一本。书中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色,表明作者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长期的坚守过程中已经开掘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途,有着示范性的意义。相信随着时间推移,此书的重要陸也会日益彰显。
  
  一 夺胎换骨的“校读法”
  
  《考文叙事录》于史料所下的硬功夫给人印象深刻,而书中那些出色的判断则建立在作者自觉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书中首篇文章《老方法与新问题一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就开宗明义,提出了“校读法’这一古典又现代的研究方法。
  《考文叙事录》中“校读法”的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辑佚、校注、批评。书中收录了宗白华、刘延陵、刘梦苇、梁宗岱、叶公超、沈从文、林庚、吴兴华和汪曾祺等作家的佚文,是作者多年辑伕的成果。辑伕之后接下来的工作是校注收集到的伕文。校注是古典学的基本功,比起古代典籍来。从语言的角度看,现代文学文奉的校注似乎要容易一些,但正如作者所说,其实后者“别有所难”。在《老方法与新问题》一文中,作者根据自己多年辑伕、校注的经验,总结了现代文学文献校读中一些典型的方法。
  作者不仅提出了订正文字印刷错误的“本校”与“理校’概念,而且针对现代出版业和当代旧文献电子化的特点,归纳出很有针对性的对于“文本错简的校订和旧文献电子化的新错版问题’的处理方法。以上两点主要体现了“校读法”之“校’,而…外文’、‘外典’及音译词语的校注”和”今文’与,‘今典’的考释”,则更多涉及到“校读法”中的“读”,是将校读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方法。运用这些“校读法”具体方法,不仅能够尽可能接近作者原文原貌,而且可以更准确地理解、阐释文本意义以及作家意图。《考文叙事录》收录的多篇文章就是作者运用“校读法”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解志熙的“校读法’继承‘古籍校读法”而来,不过,这种继承并非沿袭,更多是领会、发扬其“精神”,解志熙在对“校读法”的说明中,强调了批评性的“读’:
  “校读法”要求对特定文本的上下文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广泛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以观其会通、识其大体,并且要细心揣摩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特点、努力倾听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入里”的分析。”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解志熙把自己的“校读法”追溯到早年曾从受教的古典文献学家彭铎,他对彭铎的致敬不能单纯看作是尊敬与感念,而确实是深得其治学神體的学生对前辈的认同。彭铎上承陈钟凡、孙德谦两位学者的“校读法”而有进一步发展。与其他文献学家关注点在“校”不同,彭铎的“校读法’特别强调“读’:
  罗列各种本子,比勘文字异同。正其讹误,以复古书之旧,这是校勘,其法创始于刘向。推寻本书句例,或参校群书相关相类篇章,通过对互文、异文等材料的分析,以求得一书的正确理解,这是校读,其法略见于郑玄《周礼注》、《诗笺》。e可以看到。解志熙“校读法’的侧重正和彭铎“校读法”相类,都是自觉地下工夫于“校”而着眼于寻求正确理解的“读’。解志熙抓住了本来运用在古籍上的“校读法”之精髓,将其灵活运用在现代文学文献上,总结出适合现代文学的一整套具体方法,这又是他的创造了。
  解志熙的“校读法”无疑带有浓厚的“古典化’色彩,而现代文学研究不妨“古典化”的建议,确实是他在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在199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就以“古典化”与“平常心”为核心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姿态。所谓“古典化”,指的是不要忙碌追新逐异,要加强研究的史学品格、理性节制与学术规范,所谓“平常心’,就是要把学术研究与实用批评区分开来,研究者的社会现实感慨和个人兴致要成为学术研究中努力规避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可以看到,《考文叙事录》正是坚持“古典化’与“平常心’的研究态度的结晶。
  解志熙对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思考,是随着他的研究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古典化”不仅是一种研究立场,即现代文学研究要和古典文学研究接受同样的学术规范和准则,“古典化”更是一种研究方法,即现代文学研究可以更多采用诸如辑伏、校注等传统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古典学方法。可以说,正是在“古典化”态度洽学的基础上,带有古典治学色彩的“现代文学文献校读法’才渐渐完善成型。随着研究的进展,有着鲜明自觉性的“校读法”被总结出来之后,“古典化’这一较为宽泛且易引起争议的提法渐渐少用,但是,“古典化”的研究态度却更深刻地烙印在解志熙的现代文学研究之上,这里的“古典化“态度,颇近于‘古之学者为己”的治学态度,也是《考文叙事录》“代后记’中透露的作者心曲。在“代后记”《聊寄堂自序》中,作者坦言自己服膺“蒙庄所谓生寄死归之道”、“张子所谓存顺没宁之理”,以及“释家所谓随喜因缘之说”,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聊寄堂”,以寓“人生如寄’、“从容死生”之意,由此申述了个人在学术生活上既从容又坚持的独立姿态:“释然放其心,欣然从其志一一流连兮光景、随缘乎学术、从容于岁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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