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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他到律己


□ 赵新顺

  内容提要:钱杏邨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的一个重要批评家。作为一个革命者,钱杏邨文艺批评的出发点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在具体的文艺批评中,1927-1932年,他的文学批评“律他”意识过于强烈,最终走向“纯化文艺”方向。但1932年以后,他摸索出了一条独异之路:在“律他”基础上,坚持“律己”的文艺批评道路。
  
  作为一个革命者,钱杏邮始终坚持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这使他与其他左翼批评家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家族相似”。1927-1932年,他的文学批评“律他”意识过于强烈,最终走向“纯化文艺”方向。但是,由于文学主体性的冲击,1932年以后,他摸索出了一条独异之路:在“律他”基础上,坚持“律己”的文艺批评道路。
  
  一、钱杏邨文艺批评的出发点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从文艺的角度来讨论,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讨论。
  从文艺角度探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研究者的关键概念是“自律与他律”。20世纪初,研究者就开始运用“自律与他律”概念进行文学研究。他们认为文学的发生、发展,首先与文学的自律有关,其次还要接受他律的影响。由于他们是站在文艺角度考虑“他律”问题,所以,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被同等看待,政治只是制造“他律”的一个元素,地位并不特殊。因此,从文艺的角度考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在文艺具有主体性的情况下开展的。
  左翼政治家(革命家)从政治角度谈论文学时,他们的出发点是政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处于从属地位,政治占据了本该文学占据的主体位置。此时,使用文学的“自律与他律”概念来讨论其得失,难免会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研究政治家(革命家)的文学观,应该引入“律他”与“律己”两个概念。政治“律他”,指政治为文艺立法,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及具体要求,政治“律己”,指政治在为文艺立法的同时,必须为自己划定一个界限。
  钱杏邮的文艺批评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探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即他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钱杏邮在1930年曾经明确宣称:“新兴阶级的文学,是新兴阶级的战斗的武器,是它的政治运动的一翼,它要用思想与感情去宣传大众,组织大众。它要在这些地方完成它的任务。”并且他还引用了列宁在《党的出版物与文学》的话:“文学活动应当是新兴阶级工作的一部分。它应当是工人阶级前卫军所推动的大机器当中的一个轮齿。文学应当成为集团的工作的一部分,组织的,计划的,统一的,与革命的。”瞿秋白在1932年反驳胡秋原时曾经说:“钱杏邨比起胡秋原先生来,却始终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总还是一个竭力想替新兴阶级服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东拉西扯之中,至少还有一些寻找阶级的真理的态度。……钱杏邨虽然没有找着运用艺术来帮助政治斗争的正确方法,可是,他还在寻找,他还有寻找的意志。”因此,钱杏邮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就是使文艺成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出发点属于所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包括列宁、瞿秋白以至钱杏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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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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