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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场画图:十一、十二世纪中国的人体解剖事件


□ 陆敏珍

  摘 要:文献中关于中国人体解剖的记载在风格与内容上均有相当大的差异。不过,宋代庆历、崇宁年间出现的两起人体解剖事件中,解剖所发生的地点(刑场)、人物身份(州官、画工、医者)、解剖来源(刑死者)、解剖效果(人体内景图)均有相似性,在对解剖事件性质的认定上,宋人逐渐由道德谴责转向从有利于医家的角度来看待这类事件。尽管如此,11-12世纪的学者与医者并没有从两场解剖事件中得出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没有将解剖纳入医学的范畴,也没有将实验与观察的意涵进一步衍生,更没有将人体解剖实践确认为一种圭臬,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知识的可信度。

  关键词:宋代 刑场 解剖图 解剖事件

  在以往以解剖学、解剖史为主题的研究中,有关宋代解剖的历史资料已为研究者频繁发掘。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爬梳史料去证明宋代解剖图在解剖学史上的贡献,而另一些研究者则通过宋代解剖图去阐述中国解剖学及其发展的一般状况。基于这种丰旨,这些研究的分析风格往往习惯于从散见的文献记载中抽取出“解剖”的历史,而不涉及历史事件本身的阐释。以解剖史、解剖学这一体系为基底,对整个历史的长时段予以关注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不过,如果从“中国解剖史”或者“解剖发展史”的广阔单位中转向个别事件,关注解剖事件的细节,并力图去揭示解剖事件与时代的历史环境、价值观念以及技术、知识方式之间密切而有趣的联系,如此,在宋代人体解剖事件中所阅读到的人类医学,既不是徘徊或迷失在医用术语之间,也不是简单地作“统治者残暴”之类的价值判断了。与此同时,通过观察中国人体解剖起始、中间和终结等过程的完整事件,也可略窥当时人对人体解剖的态度以及对作为知识手段的解剖的理解。

  一、解剖事件及其系列:类型区分

  如果不特意去强调现代解剖、解剖学的概念,就会发现中国历代有关人体解剖的文献记载不绝如缕。20世纪以来,学者也曾以“解剖史”为题对中国历史上的人体解剖(或者说是对人体所进行的开膛剖腹)展开过讨论。不过,虽然可以通过“解剖”这一关键词将这些事件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呈现出来,但事实上,文献中相关事件在记载风格、叙述内容上均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在讨论宋代解剖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历史中人体解剖记载作些区分,以厘清其中的类型,概括其中的特质。大体而言,中国文献中的人体解剖记载可分为“非直接的解剖事件”与“直接的解剖事件”两类,而后者根据性质不同,又可再分为私人与公共两种。以下按这三种类型分别论述。

  第一类,非直接的解剖事件。这类事件通常不涉及解剖事件本身,它们虽然不是发生在某一具体时间段中的事件,但可以将之视为解剖事件演变的产物。例如,最早出现“解剖”一词的《灵枢经》中说:“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再如,司马迁所记上古神医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滁五藏”。根据这些记载,现代学者认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人体解剖(或“类医学解剖”),自然无可厚非,但这类“解剖”记载或是作为观察人体的一个向度、描述人体内部结构,或是用以描述医生高妙的技艺,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人体解剖事件,包括解剖的组织者、执行者、解剖来源等信息,因此研究者无法根据这些零散的文本记载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对人体解剖的态度与观念。

  第二类,私人解剖事件。这类事件往往直接记载解剖案例,施行解剖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探寻身体的某种秘密。例如,据《太平广记》载: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昼夜切痛,临终时,“敕其子日:‘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给,容数合许。”又据载: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殁,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临终,谓其妻日:“……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弟子依命开视,脑中得一物,形如鱼,而并有两头,遍体悉有肉鳞。这则记载还有类似的版本,不过时代为唐永徽年间(650-655),患病者为一僧人,病症为“噎病”,数年未能下食,临终时,“命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弟子依言开视胸中,得一遍体有肉鳞的两头鱼。另外,据唐人笔记载:河东裴同的父亲患腹痛数年,痛不可忍,于是“嘱其子日:‘吾死后,必出吾病。’子从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条脯”。

  这一类解剖事件分散在正史、类书、笔记等各类文献中,其中混杂着相当多的传奇色彩,但每种故事其实都含有某些类似因素。例如,故事结尾往往以从人体中取出“两头鱼”、“铜铪”、“状如鹿条脯的异物”等为最后的解剖结果,是因为当时人相信,人类难解的病因皆出于异物、邪物作祟。同样,超出常人的长寿、体健,也与体内形成某种物体有关。据洪迈记载,太原人王超,“曾遇道人授以修真黄白之术”,年八十,仍然“精采腴润,小腹以下如铁而常暖”,后因盗罪获斩,“刽者剖其腹,得一块,非肉非骨,凝然如石”。又据吴曾记载,临海县捕得一盗寇,年八十,但“筋力绝人,盛寒卧地饮冰”,盗寇自言长寿体健是因其“岁灸丹田百炷,行之盖四十余年”,为一探究竟,盗贼弃市后,县令“密使人决腹视之”,果见“白膜总于脐,若芙蕖状,披之盖数十重”。这种身体观显然在一度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地方风俗,例如,饶州乐平县(今属江西)吕生之妻因难产而死,其腹内死胎亦同样被视为异物,使人“沉沦幽趣,永无出期”,于是,“狃于俗说”的吕生自持刀剖妻腹,“取败胎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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