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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访问:新长征路上的独唱



  提问者:乌 蒙(北京)
  回答者:陈衍强(云南)
  访谈方式:时空连线
  时 间:2007.07.16—17
  
  问:你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诗人贾薇认为这与你最终成为诗人具有一定关系,你认为呢?
  答:我在《卑微者》中写道:“其实我刚生下来/就开始廉价/但我不诅咒命运/把我降落在贫苦农家/我也不后悔只读过初中/对我有用的并非知识”。我认为只要骨子里就是一个诗人,不管出生在哪里都会成为一个诗人。
  
  问:你是怎么写起诗来的?写下第一首诗的当时,你的心情有些什么微妙的反应?
  答:一不小心就走火入魔了。我写下的第一首还不应该叫诗,而是一种打油或顺口溜的东西,正如“太阳出来红微微/好比豆瓣夹戈魁/东边一天出一个/落在西边一大堆”,虽然好听,但没有“太阳出来绯红/照在石头上梆硬”这样干脆和痛快。
  
  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你游荡了大半个中国,有没有什么奇遇发生在你身上呢?这一段游荡之旅对你日后的写作有些什么启发?
  答:有很多对我的误传。其实,我没有游荡大半个中国,只不过在1987年曾经西出阳关,就是从彝良坐班车到四川宜宾,又从宜宾坐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3天3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最后从乌鲁木齐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121团,现在想来真的幼稚和好笑。1987年的第一场雪,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往事;1987年的第一场雪,只剩下我写的《新疆》:“为了放牧爱情/我从成都火车站直抵天山下的冬天/只看见迷途的羊群上升的灯火/和在石河子的背上打滑的汽车/……这是1987年的疼痛/这是一首半途而废的诗”我觉得那是一次情感和时光的浪费,至今残留在心中的似乎只有: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躺在大西北;不到边关,就不知天高地宽,就看不到800度近视的月亮……
  
  问:你读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吗?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家的诗人还是一个在路上的诗人?
  答:凯鲁亚克?这名字好怪哟!听都没有听说过,总之在我的老家叫不出这样的名字,所以不晓得什么《在路上》。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我是人在家中,诗在路上。
  
  问:十多年前,你写过一首叫《小芳》的诗,一开篇你就这样写道:“整个中国都是农村/就算我在城里居住/也是被农民的骨头支撑的……”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已日渐稀少,请问你对这一中国现实如何看待?
  答:《小芳》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抒情,发在《女友》上的。至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已日渐稀少和对这一中国现实的看法,我完全可以用我发在《大家》杂志的《农村现状》来概括:“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
  
  问:你有阅读小说的习惯吗?哪些小说家被你青睐?你的不少诗篇读起来颇有小说味,是否得益于小说?
  答: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那时看的多半是《高玉宝》《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之类。前几年喜欢读刘震云的小说,最欣赏他的《故乡相处流传》。我写诗没受小说的影响,但我的有些诗的确是小说的提纲,如果有耐心完全可拉长成为好看的小说。
  
  问:你在写作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是起自语言还是形象?
  答:好像莽汉诗人说过:写诗要用天才的鬼想像和不要脸的夸张。我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散打诗歌。如果要总结我的诗歌,其实就是两个字:“散打!”我拒绝诗歌理论,正如贾薇在评我的诗时说的“诗人比诗评家更懂诗”。什么是文化?我觉得四川李伯清的方言评书就是文化;啥子叫艺术?李伯清的那张嘴巴说出的就是艺术。
  
  问: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称他是为一小群人写作的,那些人大都是他的朋友,请问你的诗是写给谁看的呢?
  答:我希望我的诗能写给所有的人看,但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的诗歌很民间,所以可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君儿在评我的诗时一开始就为我惋惜:“我敢说,如果陈衍强把他的才华都用在‘刀刃’上,20多年的诗歌创作,他应该早已是不争自成的‘真大师’。”贾薇也说我“虽然多年来一直不被更多的人提及,但却一直拥有着最忠实的读者”。尽管我的诗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那些被“热捧”的诗歌除了“圈子”和“帮凶”又有多少读者会鼓掌呢?
  
  问:你写过好几首以毛泽东为题材的诗,请问在诗歌以外,你对毛泽东作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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