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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互动形态的阐释与解诗


□ 孙玉石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诗歌批评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以客观的文本阐释为主的本体性批评,开始向批评者与作家双向经验互动的主体性批评转变。批评家与诗人在文本意义蕴藏上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由此而展开的两个或多个艺术创造者的之间的“对话”,直接介入了文本的阐释。李健吾与卞之琳等关于《鱼目集》文本内涵阐释的“对话”,不仅使“对话”形态的解诗学产生成为可能,也为20世纪30年代先锋性探索诗人的作品如何走近读者提供了某种进入实践轨道的范式和前景。
关键词“对话”形态解诗学主体性批评经验的差异

“五四”之后的文学批评,包括诗歌批评,经过众多人的参与建设,已经获得了一种多元探索的品格。它在与诗人思想、文学作品互动关系的探讨中发展,成为文学思潮掘进中一种独立的艺术部门。随着以象征派为主体的泛现代主义诗潮的逐渐蓬勃,相对复杂与“晦涩”的诗歌文本的不断涌现,读者对于“难懂”作品接受的质疑与超越呼声的增强,以及批评家自身文学现代性追求意识与文学素质的衍进,诗歌的文本批评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以客观的文本(包括作品小文本与作家大文本)阐释为主的本体性批评,开始向批评者与作家双向经验互动的主体性批评转变。
这种主体性批评的特征是:批评本身被看作是一种与创作同等重要的艺术创造。批评家与作家、诗人,在文本意义蕴藏上,进行更深层面上的交流,由此而展开的两个或多个艺术创造者的之间的“对话”,直接介入了文本的阐释,这就为现代文学批评,特别是中国现代解诗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健吾与巴金,李健吾与卞之琳,朱自清与卞之琳,他们关于诗歌文本内涵阐释的“对话”,就是这方面颇具文学史意义的探索。

一、双向经验交汇与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

“五四”之后的许多现代文学批评家中,再没有李健吾那样极端重视批评者的主体意识和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特征的了。他甚至执拗地认为,过去的文学批评、批评家,努力认同作家的作品,强调的是对于作品的“尽量的忠实”。而他自己则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特别强调批评家以自己的人生和艺术“经验”,参与文本的理解和阐释,而作为一个参与者,本身也应当有一个批评者主体的“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他是在对于巴金《爱情三部曲》、沈从文《边城》等创作文本的批评中,开始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这种文学批评观的。
李健吾认为,传统的批评观,总是“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种解释,追求的只是文本隐含的客观意义,它“需要尽量忠实”作家和作品的本来意义。与此相区别,他提出批评者应该在文本中额外放上“另一个存在”的思想:“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浑清水;清,被浊水掺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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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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