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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已至 文明还远


一个世纪的开端,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往往不是从自然年算起,而是从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20世纪是从1914年的“欧战”爆发开始的,那么,21世纪的开端在哪里?若干年后回头看,很有可能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逐步改变着世界政治的格局,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认的事实。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是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

富强如何压倒了文明

  30年来的中国,实现的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资料,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因此,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30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上,却前仆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式富强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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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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