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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如今我们回来了


□ 韩石山

这是胡适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注明是《伊利亚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他不是直接从该书中摘录的。日记中说,英国十九世纪的宗教改良运动未起时,其未来的领袖纽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将其所作的宗教诗歌合为一集,纽曼取荷马诗中这句话题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日记中又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多年后,胡适又一次重译这句话时,作了稍许的改动。那是他为清华二十周年校庆的题辞:“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并加了注说:“当英国‘牛津运动’初起时纽曼取荷马此句题他和几个同志的诗集,我现在也用这句话来祝清华二十周年纪念。”
还是后来的翻译,更符合原意。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胡适离开绮色佳(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启程回国。回国前三个月写在日记中的这个名句,可说是胡适彼时对所有留学生的期许,也可说是对自己的勖勉。
在未回国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又发表多篇诗文,胡适已是国内文化界瞩目的新锐人物了。正因为有此声誉,前一年年底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便延揽这位刚刚毕业的留美博士,为他正在锐意改革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一个未曾谋面的留学生,仅凭看过几篇文章,便聘之为教授,这在北大乃破格之举。未回国之前,胡适已然知晓北京正在开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局面。他这样说,该是多大的气魄。
是这样说了,后来也就这样做了。
胡适回国后十多年的作为,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应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是一部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力作。书名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书中对胡适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公允翔实的论述。在该书第三章《文学革命》中,说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作用,还有他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这场生机勃勃的反传统运动之物质的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他为把北大提高到其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了重大贡献。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陈独秀,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中国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钱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字孟和)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在北京的还有,既在北大教书又是与北大集团来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气的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是位相当有才华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间云集北京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会得到人们恭敬的聆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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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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