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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和平发展中的这事力量需求


□ 杜 岗


世界经济形成以来的近代资本主义大国争霸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出现,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日益发展和强大的事实和前景的背后,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了中国以何种方式发展和强大的焦点之上。坚持走和平与发展并重的道路,是我们党立足“世情”、“国情”作出的正确战略抉择。但是和平与发展,不仅依托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对和平的主观诉求,还在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能否为世界所“和平”接受。“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中国的发展并非与军事绝缘,对于一个正以积极的姿态融人世界并迅速发展、深受世界影响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军事力量之“盾”。

一.世界经济史表明,世界军事与经济存在结构性互动关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军事力量支撑

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1]这个新的世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下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以及建立和形成于世界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外交、军事等全球性战略格局。 论中国和平发展中的这事力量需求图片1
世界经济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形成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以国家意志力采取殖民方式迅速向更广泛的世界范围扩展。资本主义生产下的低廉商品“重炮”,与先进技术驱动下的“坚船利炮”,犹如两把重剑,不断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打开通途,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相互盘错的列强殖民体系。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主要体现为:纵向——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扩展和掠夺,横向——列强殖民体系之间的利益冲撞和消长。与之相对应的世界军事格局,在纵向是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列强瓜分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抗,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在横向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重新瓜分世界——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战争,直至短短30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东西方间的冷战拉开序幕,世界经济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割裂为两个部分: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面临着苏联兴起和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外在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内部经济危机不断,资本主义扩张性的发展需要让位于生存性的安全需要,西方世界处理内部利益冲突和殖民控制手段相对“软化”。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和协定,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作用白益加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行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凭借二战赢得的国际威望和社会主义“老大哥”身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推行“斯大林模式”,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并成立了“经互会”,建立一个以苏联为中心,与资本主义市场并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实现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设想。与此同时,世界军事格局主要体现为以美苏争霸为中心,以“两极”格局力量消长为特点,以消耗巨大的军备竞争、政治对抗和地缘争夺为主要内容的全面较量。在世界经济与军事关系发展史中,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正如基辛格所说:“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期构成实力的各因素却‘各自为政’。”[2]经济发展的安全需要,成了军事对抗需要的次生品和附属品。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彻底挣脱冷战束缚的世界经济有如脱缰之野马,冲破意识形态壁垒和军事防线,进一步将各国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两个平行市场”时期半个世界的,还是“两极”解体后全球化意义的“中心—外围”结构,都是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并不排除其体系内,像日本、联邦德国这样具较大规模的二战战败国的经济复兴,也不排斥亚洲“四小龙”等一些小规模经济体的腾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第三世界,要想改变其相对地位,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南北间的结构冲突不会彻底消失”。[3]与经济上的“中心—外围”结构相对应的世界军事,则形成了以美国为首,“一超多强”的战略力量格局。
纵观世界经济与军事力量格局的历史演进(见图一),可以看出:第一,存在着结构一致性。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也是世界军事力量结构质变和部分质变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结构的质变和部分质变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世界军事力量结构的支撑和维系。第二,世界经济结构的质变点,总是发生于世界大战或世界性军事对抗力量平衡破裂之机。这就又回到了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的论断上来了,只不过这里的社会已经超越了传统理解中的国家之社会,而成了世界之社会。世界经济中,后兴大国的崛起无不得益于世界性战争或“冷战”。第三,如果将现实世界经济秩序分为过程性的交往活动规则和结果性的力量格局框架,那么,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在二战后的发展表明,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并不排斥具备特定条件优势的后发国家的兴起;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表明,在力量格局框架层面,由于战略活动空间需求的上升和膨胀,后兴大国崛起无不承受着来自“中心区域”现存大国的相斥。军事力量成了新旧大国间维系生存和发展空间,保持“张力与压力”或“应力与压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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