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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


□ 刘 俊


  “台湾是常为人忽略的复杂的‘文本’,因此,认真地从文学作品去‘解读’台湾,真正了解她的心态和想像的复杂性,似乎比‘解放’台湾更为现实。……对我而言,了解台湾的丰富生活,只有通过已然成为‘文字’或‘作品’的文本,我必须借助这样的‘文本’,才能透视彼岸的‘生活’”,黎湘萍在他的《文学台湾》中这样写道。其实不只是他,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人而言,台湾是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逐渐由“陌生”转而为“熟悉”的,在这个过程中,台湾文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说绝大多数大陆人是通过台湾文学“熟悉”了台湾,应该离事实不会太远。
  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五十年的民族分裂,使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也使台湾文学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面对具有特殊风貌和发展形态的台湾文学,研究文学的黎湘萍从中看出了什么?
  黎湘萍对台湾文学特殊性的认识,是从语言开始的。台湾自一八九五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文学就走上了与大陆文学不尽相同的道路:一方面,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台湾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承续和弘扬,来坚守中华民族立场,维系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文化(文学)渗透,利用其强势地位推行“似我教育”、“同化主义”乃至倡导“皇民文学”,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抗争和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制,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文学的特殊形态,而这种特殊形态的集中体现则在于对使用何种文学语言的争夺——日本殖民当局清楚地知道,要想消弭台湾民众的民族观念,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让民族语言(中文)消声,而台湾知识分子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要想延续民族血脉,保有自己的语言是根本。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语言对抗,文学世界是一个主要战场。这一时期出现过的台湾作家提倡“整理乡土语言”,号召以台湾“方言”入诗,与殖民者先是渗入汉语书写(通过中国通),继之强行取消汉语,迫使台湾作家用日语写作,就是这种语言战的交战实况。这种语言战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三种语言形态:“其一是台湾土语方言”,“其二是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其三是借用日文来表现台湾平民知识分子之话语”。
  这三种语言形态,第一种一直延续至今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仅是为了增加地方色彩,而且还具有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隐喻:在日据时代是针对日本的文化统治;在六七十年代,则针对着台湾本土脱离现实的‘现代主义’倾向,而且一直在顽强地表现着‘在野’的台湾平民渐渐发展成为中产阶级时日益强烈的政治意向”,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方言土语成了抗衡‘国语’(普通话)的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它的极端化发展则成为展现“台湾意识”的台语文学。知识分子使用的现代白话文,在日据时期的出现表明了它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联系,在六七十年代它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表现出对于文学之艺术性与人性之探索的浓厚兴趣”,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语言自身的“拆解和怀疑”,成为“后设小说”(元小说)的语言“策略”。日文是日本殖民当局凭借政治力量强制台湾作家使用的异族语言,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用日语创作的台湾作家,“他们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来描写本民族的生活,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的、文化的想像,并逐渐形成了一条用‘弱小民族’的‘现代性’来对抗统治强权的‘现代性’的左翼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用殖民者的语言说“自己的”话的语言悖论,一方面显示了特殊时期台湾作家在语言奴役下不屈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令台湾文学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耻辱印迹和哀感悲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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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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