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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文学的乡村之旅——兼谈赵树理的文学思想


□ 段崇轩

内容提要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有一个与政治意识形态缠绕在一起的“大众化文学”传统。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新的社会、文化、文学语境中,文学的“版图”日渐缩小,包括乡村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退缩回城市,文学与农村的“坚冰”越积越厚。在“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和接续“大众化文学”传统,重启文学的乡村之旅,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文学课题。
关键词 乡村文学 “大众化文学”传统 赵树理文学思想

重温赵树理的文学思想

在“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战略规划全面启动的背景下,“农村题材文学”或称“乡村文学”,再一次受到了文学乃至文化界的热切关注和深入反思。在检视它的发展与走向、现状和问题的时候,人们深刻认识到:重视乡村文学的发展与振兴,决不仅仅是文学圈子里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全社会对农村、农民的理解和认识,推动新农村建设步伐;关系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寻找自己的“岗位”和凸现自身价值的事情。人们强烈意识到:当下成果丰硕的乡村文学,原来只是在城里热闹着,农村的文学市场却很冷清。我们的作家怎样应对和改变这种局面,重启文学走向乡村和农民的步履,已成为当前文学界面临的时代使命。同时,鲁迅、沈从文、周立波、柳青——特别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以及文学思想,又一次成为人们重温和解读的对象。赵树理一生都在为农民写作,并雄心勃勃地要实践一种以民间文艺为主体的文学理想,他的创作和思想在今天有哪些价值和意义?我们应当如何承传、创新这种思想和精神?
在历史的发展中,总会呈现一些界线较为分明的时段,这些时段有时会出现令人惊奇的相似性,文学史的演变也是这样。1942年1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召开过一次隆重的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赵树理用他搜集来的封建迷信小唱本和文化读物为证据,说:“这才是在群众中间占着压倒之势的‘华北文化’。”但我们文化工作者“一向不干预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他表态说:“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在知识分子执掌文坛,广大农村还被旧的文化艺术所占据,根据地的新文艺只是“星星之火”的社会情势下,赵树理的思想和观点真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但之后的历史证明,他的思想以及杰出的小说创作,代表了一种时代要求和历史潮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与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已大不相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大部分农村和大多数农民依然离现代化十分遥远,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处于一种停滞甚至是倒退状态。新时期以来,文学回归“五四”传统,实现了一次全面复兴。但随着大多数作家进入城市变为城里人,随着市场经济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支配,同时也由于体制化的文化流通渠道对底层社会的忽视等多种原因,文学也变得“嫌贫爱富”,同农村、农民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隔膜了。文学疏离了农民,农民自然也拒绝“文学”。新的文学丧失了农村市场,于是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暂时满足着农民的文化需求。这种当下文学脱离农村和农民,农民用自己喜爱的旧文艺填补“空白”的现状,同40年代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状况,不是有着某种相似性吗?
当然,今天的农村“缺失”文学,农民“拒绝”文学,问题也不全在文学和作家本身。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已成为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加之许多的农民已无力和无暇顾及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们也不能理想化地期望农民都去读小说、散文、诗歌,他们的文化需求是多方面的,文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种把文学普及到农民中去的想法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从文学自身的社会价值看,我们也不能再偏激地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是全社会各个层面读者的文学,即便是乡村文学也完全可以以城里人为读者。譬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写乡村生活的小说和散文,本来也不是面向农民的,大约也永远深入不到农村去。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乡村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在城市,“拘禁”在文化和文学圈子里,而与那块广袤的土地、与数亿农民不相往来,在“新农村建设”中找不到感觉和位置,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深厚,这样的文学无疑是出了问题,无疑是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的。
赵树理为文艺走向农民读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特别是在解放后的50、60年代,他不仅在小说、戏剧、曲艺等创作上身体力行,而且坚持不懈地构筑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在这一时期的《在诗歌朗诵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对戏曲艺术改革的看法》、《“普及”工作旧话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反复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文学思想。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文艺面对的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二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三是民间文艺传统。而事实上现有的文学是以继承第二个传统为主的,“把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了,这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当代文学如果“以民间传统为主”、即在民间说唱文艺、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文学,文学就会真正走到民间。这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文学思想,是一种切合现实的文学理想。但是,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遭到了来自激进的“左派”作家群、承袭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作家群的两方面的冷遇和挤压,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人生和创作悲剧。他在“文革”期间的“自我检讨”里悲哀地说:“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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