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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俊杰:老骥望八犹奋蹄(散文)


□ 何启治

  俊杰兄是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同窗。但我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学关系,不妨说,其中还有一些奇巧的缘分:我们是同龄人( 1936年生),他比我大不到一个月;我比他早一年入学(1954年9月),他1955年入学时很郑重其事地把一张油印的证明团组织关系的小纸条交到我的手里;到了1958年,我这个中文系团总支书记被扣上了反对“大跃进”、“大办钢铁”的帽子(中文系有半年没上一堂课),又有“难道大学生是廉价劳动力吗?”的高论,当然被免了职,而接替我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就是缪俊杰兄;新时期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评刘宾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就是俊杰兄催促我开夜车赶出来的;1984年俊杰兄又主动邀我和他合编了文艺评论集《美的探索》(湖南文艺出版社),此前我从未出版过评论集,而他已经有《鉴赏集》等好几部文艺评论集面世了;1986年我们50岁的时候,我和老缪作了多次深入的交谈,撰写了包括介绍他的家世、童年和在文艺理论战线主要建树的万字长文《五十非梦亦非烟》;如今,我们都是七十望八的老人了,一晃26年过去,我又来提笔撰写《缪俊杰:老骥望八犹奋蹄》,真是感慨良多啊!

  《五十非梦亦非烟》发表后,时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何西来兄著文评论说:“《五十非梦亦非烟》是启治为他的武汉大学老同窗、评论家缪俊杰留下的一个侧影。缪俊杰也是我做研究生时的同窗,彼此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因而算是相知较深。据我所知,启治的这篇文章,是较旱研究和评论缪俊杰的文章中最有见解也是最好的一篇,不仅评价到位,而且情文并茂,不仅写出了这位评论家的特点与风格,而且写出了他的潜力。这应该算是一篇关于评论的评论。”西来的欣赏和鼓励让我和俊杰都很感动。

  倏忽26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如今,俊杰兄早已从新闻岗位上退下。他从新闻圈内淡出的身影却在文学圈子里越来越显。评论家、原《小说选刊》总编辑冯立三在祝贺俊杰75岁华诞之庆时,特撰《俊杰之歌》以歌赞之:“赣南山村小溪寒,牧童敢指珞珈山。苍茫大地连天碧,中央党校作讲坛。谁人不知缪公笔,如江如河如波澜。文心雕龙有新解,忧愁风雨度流年。”非常精致的诗句精辟地道出了俊杰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贡献和状态。

  我和俊杰相识相交相知半个多世纪,如今都已进入了“望八”的年轮。但“人老心不老”,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尤其是俊杰兄,我看他的心理年龄比他的生理年龄要年轻得多,真是名副其实的“老骥望八犹奋蹄”啊!

  “潜力”,在新的机遇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很注意西来在文章中说到俊杰的“潜力”这两个字。我和俊杰兄虽然都是搞文字的编辑,但由于岗位的不同,行业的差异,各人的作为也是不一样的。他的岗位在新闻战线,他的“潜力”自然是在新闻战线得到发挥。

  “文革”十年,万马齐喑。当拨乱反正的历史新时期到来的时候,俊杰兄立即把握好这新的机遇,以他的胆识和智慧,把他的“潜力”发挥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1928年1月,缪俊杰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副主任,协助主任袁鹰主持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工作。俊杰的“潜力”是怎样在新的机遇里得到发挥的呢?我和俊杰兄作了一些交流,又读了一些有关的回忆文章,并访问了一些知情的朋友,这才发现平时为人低调不事张扬的老缪,在新时期曙光初露的时候,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方面,着着实实干了几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其一,是和诗人柯岩一道秘密组织并刊发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的冤案尚未得到中央平反之前,这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鸣冤叫屈”,呼喊正义与良知的文章是怎样公开刊发出来的呢?后来报章上有种种传说,有些无聊文人和小报记者甚至编出一些“秘密传闻”,令人哭笑不得。其实真正了解事情真相亲历其事的只有柯岩、缪俊杰和陶斯亮三个人。当陶斯亮从青海军垦农场回到北京以后,便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找到“小柯阿姨”(即柯岩,诗人贺敬之的夫人),向她倾诉自己一家在“文革”中蒙冤的遭遇。陶斯亮还把自己回到北京后找过陈云、胡耀邦的事也说了。陶斯亮既是一个医生,又很有文才。她把父母亲的遭遇以及为父亲平反昭雪的呼喊写成了文章的未定稿,可找谁去商量呢?陶斯亮想到了柯岩。陶铸当广东省委书记时接见过贺敬之和柯岩,算是相识了。作为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的柯岩,对亮亮很欣赏,也很热情,热心地为她的文章进行加工润色,并注入了诗意般的思念之情,由陶斯亮录了音(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录音机)。这文章到哪里去发表呢?柯岩想到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缪俊杰,便秘密地将老缪请到她在南沙沟的新寓所(以前柯岩住人民日报的家属宿舍,老缪与柯岩很熟悉)。她让陶斯亮把文章读给缪俊杰听。读完,柯岩很直白地问老缪:“你敢不敢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涉及中央高层的、如此重大的事情,老缪怎敢拍板?但他心里其实很认同,便明确地说:“这得请示报社领导,但我一定会尽力。”当天,老缪便把陶斯亮的文章和录音带秘密带回了报社。缪当即去请示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胡绩伟和李庄(其时,原先主持报社工作的迟浩田已调任总参副总参谋长)。胡、李批示由密件车间排出送中央领导审阅的大字清样,胡绩伟并打电话问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胡耀邦。当时胡耀邦正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正忙得不可开交。胡耀邦回答胡绩伟说:“我很忙,文章就不看了,由你们自己决定。”于是,胡绩伟便“胆大包天”决定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上分两天公开发表。如今,老缪回忆说:“这篇文章当时为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要谈有什么功劳的话,耀邦、绩伟同志是决定者,柯岩当然是功臣。”其实,穿梭其中做具体落实工作的缪俊杰又何尝不是当之无愧的有功之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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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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