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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尴尬


□ 倪梁康


  “尴尬”大都带有两种含义: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其次意味着一种进退两难的神态。前者是内隐的,只有当事者本人意识到;后者是外露的,可以被他人发现和留意。译者的尴尬也不外乎如此,它或隐或露地包含在译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中。
  译者的尴尬完全是由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所引发的。当翻译界还主张译者是一个伺候原作者的仆人时,甚至信奉一仆(译者)二主(作者、读者)的观点时,译者的身份是明确的,因此也无尴尬可言。“尴尬”产生在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中:作为译者,我们对原作者的思想究竟应当抱忠实的态度,还是应当持背叛的立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早些年里是无须长思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近年来忠实论者受到的质疑甚多,风气一反以往。或许只是由于时代变了,因而突显的问题层面有所不同而已。但是,许多在我看来属于忠实论阵营的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的确都或多或少在理论上认同并转向背叛论。这是我在读完许钧的大作《翻译论》后又一次感受到的事实。
  许钧的《翻译论》相当系统周全,没有长年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积累,这样一部论著是拿不出来的。他的翻译论具体说来有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但没有见到他提出过翻译类型论。我未做过专门研究,不知是否可以把所有翻译粗略地分为三类:一、技术类;二、文学类;三、思想类。
  当然,这种分类是否还有遗漏,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我在这里的主要意图是想说:如果以技术为主导的翻译与语言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语际转换的规律有关,以文学为主导的翻译与文艺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风格、神韵等等问题有关,那么以思想为主导的翻译就与解释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理解和诠释的可能和限度有关。思想翻译必定包含着诠释的因素,当然首先也就包含理解的因素。而我关注的正是思想翻译。
  无疑,思想翻译比其他翻译类型更多地涉及意义问题,首先涉及对作者原意的理解,然后涉及对这个原意的转述。我想翻译界的学者们大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成立。再进一步说,如果与意义相对应的是思维,与转述或表述相对应的是语言,那么思想翻译在我看来首先也就是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古代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作为柏拉图所说的心灵与自身的对话;古代东方的佛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作为意业、语业、身业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在讨论,例如作为庄子所说的意与言的关系。到了近代,它更是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卢梭、赫尔德、洪堡、施莱尔马赫都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思考重点。现代的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也都仍然无法回避。更不用说当代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心理学和心智哲学,它在这些学科中依然占据着中心问题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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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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