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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


□ 王 东 林 锋

  [摘 要]“两次转变论”者认为,马克思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之后,转向了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历史观,在经过“费尔巴哈阶段”之后,才从根本上修正和超越了其费尔巴哈哲学立场,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演进的真实轨迹,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而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也忽视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曲解了《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对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次转变论”者的评价也与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列宁的科学评价不相符合。在马克思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的影响的确存在,但不存在所谓的独立的“费尔巴哈阶段”。
  [关键词]“两次转变论”“费尔巴哈阶段”人本主义
  [作者简介]王 东(1948—),男,北京市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林锋(1977—),男,福建省南平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37-09
  
  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发展轨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着所谓马克思通过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变”实现哲学革命、创立唯物史观的观点。该观点认为,青年马克思转向唯物史观、实现哲学革命经历了两次思想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先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1837年加入青年黑格尔派至1843年夏)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历史观。与这一阶段相对应的文本,包括马克思1843年夏天以后写下的《克罗茨纳赫笔记》,至1845年3月评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笔记为止的所有论著,其中又以《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顶点;第二次转变是根本超越了上一时期的费尔巴哈式的抽象人本学唯心史观,真正完成了哲学革命,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哲学革命在马克思评李斯特的笔记中初见端倪,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起点,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柯夫》、《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他们认为,《手稿》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在这两种逻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抽象人本主义逻辑(即“思辨逻辑”)。《手稿》从抽象、理想化的劳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出发,伦理地批判私有制下的现实劳动,从而得出现实劳动都是所谓“异化劳动”的结论。《手稿》还从抽象人本主义观点出发,把历史理解为抽象的“人的本质”自我实现的历史。因此,《手稿》的历史观是一种人本主义历史观,实际上还是唯心史观的构架。总之,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所实现的只是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唯心史观,与“第二次转变”创立的唯物史观是截然对立的。
  我们认为,上述“两次转变论”、“费尔巴哈阶段论”的观点貌似创新,实际上是退回到了苏联哲学界由普列汉诺夫、梁赞诺夫等人首倡的传统解读模式。普列汉诺夫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黑格尔主义阶段、费尔巴哈阶段(“反黑格尔阶段”)、唯物史观阶段。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在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历程中,确实是经过这么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而后才真正走上他们“自己的”、真正的道路的。梁赞诺夫等苏联学者附和了普列汉诺夫的这~说法。在我们看来,不论是苏联学者,还是一些国内学者所持的这一看法,都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自身思想演变的逻辑。
  
  一、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
  
  “两次转变论”者认为,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所转向的哲学观正是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在我们看来,所谓“费尔巴哈阶段”正是过度拔高、夸大费尔巴哈在1843年夏至1845年3月期间对马克思哲学影响的产物。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有限的,同时两者存在着根本差异。第一,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同时,就对后者持一分为二、批判地吸收的态度。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明确根据。例如,他早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就提到,“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可能会像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马克思表达上述意见时,正是他诚恳借鉴费尔巴哈思想并充分肯定其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历史功绩的时期。可见,即使在马克思较为热情地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初期,也不是对其全盘肯定、奉若神明,而是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虽然十分委婉,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实际极为重要。他实际上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致命缺陷——基本停留在自然观上,“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在他看来,既重视自然也强调政治,实现两者的统一,这才是现代哲学有资格成为“真理”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婉转的批评背后,表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类似干费尔巴哈的只关注自然、不关注政治的所谓“哲学”,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现代哲学(它要求将自然观和政治观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可以说,这一批评反映了马克思自己的哲学追求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并预告了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必定沿着不同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方向前进。马克思的这一态度也表明了:从他刚刚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并注意吸收费尔巴哈思想时,他就打算和费尔巴哈保持一定的距离,立足于走自己的独立哲学之路;他在开始借鉴后者思想时,就几乎同时地意识到了后者的根本局限。同样,马克思在1843年夏至1845年3月的这段时期内,对于费尔巴哈哲学,一向是不迷信,不盲从,坚持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的态度。即使在出于论战的特定需要(例如在《手稿》等著作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而对其作了较高评价时,马克思也从来没有不加分析地采纳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比如,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历史功绩时,坚决抛弃了其哲学的一些不科学做法,如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辩证法采取的简单否定的做法。马克思在《手稿》中大力赞扬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与费尔巴哈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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