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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


□ 邱 捷

  提 要:以往关于广州商团事变的记述和研究,多偏重于革命政府方面,对商团方面的探讨明显不足。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商团事变是广州商界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冲突,其性质是反革命的,这场事变的发生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商团事变 广州商团 商人团体
  
  以往对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的研究,多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变的分歧等问题,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的;对于事变的主角商团方面则注意得不够。本文不拟对事变的进程做细致分析,而是希望从清末及民国初年广州商人团体产生和发展的某些特点出发,来探讨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
  
  一
  
  商团事变发生时,孙科适在奉天报聘,张作霖深为诧异地问:商团是一种什么组织,广东商民为何会有武装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第139页。?肯定还有很多人会有同样的疑问。当时,各地有武装的商人团体或许不少,但像广州商团(1911年底成立时正式的名称是粤省商团)那样人众枪多、敢于以武力公开同政府和军队对抗的,恐怕绝无仅有。1924年8月至10月的“商团事变”,使广州商团在近代中国商人团体中的知名度大增。由于当时共产党人极力主张对商团采取强硬措施,而镇压活动又是由孙中山下令,蒋中正等人指挥军队完成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出版的有关著作写到商团事变时,大多数都根据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方面的文电,把这次事变定性为一次反革命叛乱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李云汉增订,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1958、1965、1969、1985、1994年各版)和内地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关于1924年8月到10月的记述可作为代表。此外,相关论文亦甚多。近年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处理商团事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敖光旭《论孙中山在1924年下半年的是是非非》(《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盐出浩和《广东商团事件——第三次广州政权与市民自治的分裂》(《东洋学报》第1卷第2号,1999年9月);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等等。。
  然而,商团方面当时的解释则完全不同。事变平定后不久,香港华字日报社印行了《广东扣械潮》一书。这本书保存了大量重要文献,是研究商团事变的第一手资料。该书的几个序集中反映了商团对此次事变的看法(如作者之一谭汝俭就是商团代言人)。平心论之,当时商团要“控诉”孙中山的政府,其中自然不可能有理性的分析。按商团说法,他们完全是无辜的:政府准许商团购械于先,却又扣留枪械于后;还械谈判中商团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两次罢市都是政府出尔反尔造成的。他们把孙中山平定商团事变说成是专制政府迫害商民的“暴行”。不过,《广东扣械潮》收录的商团文电也反映出,商团确实要求孙中山下台,声称“唯有拚为最后之牺牲,以与此祸国祸粤之共产党政府决一死活”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广东扣械潮》第2卷,“文件”,1924年冬,第102—104页。,并将之付诸行动。如果我们承认孙中山的政府是革命的,那么,商团发动的无疑是一场反革命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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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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