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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栋梁


[1]前几日在《罪与罚》中,当读到那个主人公突然跪在地上吻妓女索妮娅的脚:“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类一切痛苦跪拜……我这样说,并非因为你卑贱,而是因为你有大痛苦。”时,忽然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雪国》中的艺妓——驹子,主人公“岛村”是这样说的:“与其说她的艳丽,倒不如说她的洁净,甚至连脚缝都是干净的……”这个“干净”让我大为震惊。之所以干净,是因为她们是男人的一面镜子!
大师是如此的相同,生命不能因为卑微,我们就可以看不起她。而米兰·昆德拉也说过:“女人是男人的未来。”这话应该让我们出一身汗的。
鲁迅曾说过“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灵魂的肮脏胜过躯体的肮脏,然而,我们总是因为一些人的卑微,而常常觉得他十分的不洁净。而我们更喜欢从“性”的角度卑视一个人,却从不从“欲”的角度去卑视一个人。
在生活中,我们以正常人的生活卑视过《羊脂球》中那个叫“羊脂球”的妓女,同时也卑视过《红字》中那个叫“爱斯坦拉达”的女子,还有苏三、杜十娘……而这些人得到的同情仅仅是作家给予的。
事实上,干净与肮脏,在俗人的眼里就是地位与权势!
[2]奥威尔是我敬重的几个作家之一,我喜欢他的作品。我读过的他的《1948》,我就记住了他不对提着裤子的人开枪的细节与描述,最近又读了他的《动物庄园》,一下子就记住那句话:“自由就是能够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
二加二等于四,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等式,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二加二不等于四?
一个人在同事面前说了二加二等于三的话,就会在单位说二加二等于五,在公众场合就会说二加二等于六,在朋友面前就会说二加二等于七,在家里就会说二加二等于八……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就会说二加二等于任何数,就是不等于四。
在《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光着屁股的皇帝和观礼一般的王公大臣们,正是在集体的无意识里出尽了丑,只有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才说了句真话。当这个简单的等式被集体算错时,集体无意识便形成了,集体无意识一旦形成,灾难就会降临了。二战便是一个例子,德国法西斯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强大,强大就是真理。德国没有说过二加二等于四,其它倘还可以的国家也就都说二加二不等于四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加二不等于四就是一种灾难。二加二等于四也是一种灾难!
“挺住本身就意味着一切。”里尔克如是说。集体无意识一旦形成,挺住的又有几个呢?从俄国到文革,例子举不胜举。而在中国,数千年前就有一个二加二不等于四的经典范例:指鹿为马。
还想说一句:人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这个等式算得最准确?
回答是在还没有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的时候!
[3]现在书可谓越出越多了,铺天盖地的。而在每一部书的前面,都有序言,写得张扬而跋扈(我觉得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仿佛一接触到写序,便需把所有的赞美词用上一般。
前两日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田随笔选》,读及蒙田为自己的书所写的《致读者》时,便肃然起敬了。它不像一些序跋,洋洋洒洒数千言,而是短短的五六百字,但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读者,这是一部掬诚的书。它开宗明义地告诉你,我在本书中没有为自己规定任何别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家人和我自己。我既未考虑于你有用,也未顾及个人的荣誉。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写此书是为了我的亲人好友:当我离开人世以后(这是不久便会发生的事),他们可以温书忆人,从中找到我人生处境和禀赋志趣方面的某些痕迹,以便更完整真切地认识我。如果我希冀世人的褒奖,那我就会用心地装扮自己,想方设法自我修饰一番。我愿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是我那种质朴、自然和普通平常的生活,无雕饰,无人为的笔墨,因为我描绘的是我自己。在公众法则允许的范围内,我将坦然公开我的弱点和我固有的本相。假如我生活在据说仍处于大自然原始法则调治下的自由惬意的国度里,那我向你保证,我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毫无保留、赤裸裸地诉述于笔端。所以,读者,我自己就是本书写的素材:你不必为这样一部浅陋贫乏而又毫无意义的书花费你的时间。再见吧!蒙田,一五八O年三月一日。”
我曾经见过这样一本书,它有五个人作序,根据人物的身份与地位逐一排列下来,而且它不是政府的书,也不是官场上那些附庸风雅之作,而是一部被人们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翻了一下那书,让我叹服的是这位先生竟然能请到那么多的人为他作序,更让我叹服的是竟然这些人都愿意为他作序!
我忽然想到书里书外的东西真是有意思,一些人在文字里追求了多年,甚至是一辈子,竟然追求的是书外的东西。这就是一些人为什么不能成为大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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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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