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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三大发现对书法新史观建立的积极影响


□ 陈振濂

  关于中国书法史“观”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书法史的内容很具体,但书法史观牵涉到方法论、价值观等较抽象的内容,向来不为书法史学家所重视。在书法史研究中,“史观”又的的确确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以近年来在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史观”与“史料”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三大发现即甲骨文、竹木简牍、西域残纸等新出土材料对书法史发展模式之解读与研究影响为例,探讨了中国书法史研究中不同时空的史料规定对“史观”学术思维进行拓展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书法史的基本内容与概念,书法家们心中应该是十分清晰的。但深究起来,一部书法史到底可以由哪些内容组成,每个书法家乃至每个书法史学家的看法却又不是十分一致的。这中间,有关于书法史起源的不同解说,也有对书法史发展规律的不同解读,甚至是对书法史定位、定性焦点的不同立场。种种内容的差异,其实都有不同的内在思维理路与逻辑选择立场。亦即是说:每一种对书法史的独特解读,其实都蕴含着对书法史现象的独特的逻辑认知与理性选择,当然还有解读者个人的知识掌握的基盘及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解读者,当然会受到时代历史文化范型与模式所产生的规定性的影响,从而形成特定的解读立场与视角。
  因此,一部书法史,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骨骼与体脉,然后由不同时代的学者不断地添砖加瓦累积而成的。比如通常的认识是战国秦汉开其绪,后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学者不断地承其绪脉,增加本时代的书家、书作、书论等内容,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这样一部洋洋大观的书法史。其实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唐宋学者对魏晋书法史的赓续,并不简单是时间意义上的接续,而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解释、阅读的立场。因此唐宋学者眼中的书法史并不是魏晋书法史既有的模型,而很可能是另起炉灶的反映唐宋时代新视角的新模型。
  正因如此,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学界提出的“续写文学史”的口号与学术构想,我以为有很大问题——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史。“续写”即意味着此前的文学史是既定的存在,我们的任务是承认它接受它再接续它,但事实上,此前的文学史并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存在,它代表了前人的史观却不一定能代表当下的新史观。我们要做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接续”,而是要重新审视、重新解读、重新定位与定性既有的文学史。“续写文学史”的提法,从理论上说,应该被一代代前后承传的“重写文学史”的新观念来取代。
  借助“重写文学史”的概念,我们提出“重写书法史”。它不是我们这代人对以往书法史的简单接续,而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接续,与人、事、物的史料史实接续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课题,即重新定义书法史并提出当代书法学者所认识与理解的书法史立场。
  即使没有一个史观、史识在支撑着这一论点,使“重写书法史”表现为一种偏向于思辨的、学理的行为的话;即使我们只看材料——即按傅斯年在“史语所”所主张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对史料持绝对尊重的态度,把历来所有的史料不加任何主观观点地进行排列,那么只要史料在,书法史是否就不会存在一个重写的问题,而只是接续与伸延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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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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