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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鸳鸯蝴蝶派


□ 王稼旬

关于鸳鸯蝴蝶派
王稼旬

  与世界上不少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动起通俗文学的滚滚洪流,真有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之观,然亦有支流蜿蜒,亦有水势大小,及至四十年代末,内地终因政体变革而逐渐枯竭,前后持续半个多世纪。它发萌期的代表作品,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张春帆的《九尾龟》等;它终结期的代表作家有张恨水、张爱玲、徐讦、无名氏等。作者之众。作品的种数和印数之多,都远远超过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在社会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为建立新文学作家的“主体性”,并以此启蒙社会大众,开始对当时这一主流文学现象进行发难。清末民初的绝大部分通俗文学作者都成为牺牲品,被斥之为鸳鸯蝴蝶派。如果说,现代史上确实存在这一文学流派,那真是群体庞大、情形复杂的阵营。可惜他们并没有共同的宣言或宗旨,只是被认为有相同的“趣向”而被归纳在一起。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不但是批判者所起,并且它的范畴和概念也在批判过程中不断修正。
  据目前所知,最早提出鸳鸯蝴蝶派概念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时,批判当时旧形式、旧思想的中国小说,特别提到“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厉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空气之外的,且可不必论他”。1919年2月2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七期上,他又发表《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称“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周作人说的鸳鸯蝴蝶派,乃专指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鲁迅对鸳鸯蝴蝶派的理解,也是这样,直到1931年,他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提及民初的情形,说道:“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是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可见狭义的鸳鸯蝴蝶派,仅此言情小说而已。
  至于“鸳鸯蝴蝶”的由来,是因为那些小说内容不外才子佳人,双双成对,故以鸳鸯、蝴蝶称之。新文学作家解释时,每每用“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来比喻。这两句是魏子安《花月痕》第三十一回里韦痴珠的一声叹息,魏子安则从陈文述《无题》诗“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来,只是将“七十”改为“卅六”。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因为民初小说大量采用骈四俪六,辞藻艳丽,笔致缠绵,就像是成双成对的鸳鸯或蝴蝶。其实这也是当时风气,民初极推重骈文,政府文告、通电均用骈文,类乎《玉梨魂》虽以散体为主,掺入大量骈句,以求得小说的辞章之美,这也是小说“文章化”的最后尝试。
  鸳鸯蝴蝶派的“罪孽”,一步步深重起来。1919年1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黑幕”书》,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与黑幕小说及《艳情尺牍》、《香闺韵语》等连类并举,并称“四年以来,凡变过几种面目,其实十六两还是一斤,内容之腐败荒谬是一样的”。同年同月,志希在《新潮》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将当时的小说分成三派,“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幕派”,“第二派的小说就是滥调四六派”.“第三派的小说,比以上两种好一点,就是笔记派”。这第二派就是狭义的鸳鸯蝴蝶派,作者举例说:“诸位一看徐枕亚的《玉梨魂》、《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定夷五种》,就知道了。”由此可见,鸳鸯蝴蝶派已成为“逆流”,但还是有所特指,并未将它扩大化。至于黑幕小说,乃是文学史上的冤案,当时世间有根据报刊上“黑幕征答”所编的《“黑幕”书》,周作人、钱玄同等误以为是黑幕小说,其实《“黑幕”书》属于新闻汇编一类。并不是文学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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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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