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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城》的坎坷命运


□ 蓝为洁


1956年冬,上海电影局工会主席陈芗悄悄告诉我,局里领导安排1957年的生产任务时,让汤晓丹就在上海地区导演影片《不夜城》。她说:“这几年,汤晓丹一直忙难度大的题材,《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怒海轻骑》、《沙漠里的战斗》。长年不在厂里。《不夜城》内景戏多,外景也在上海,他的学习和创作有灵活的时空,也可以调节生活。”
我听了很高兴。那时,人们交往,大都原则性特强,像陈芗这样能小声对我透露点生产安排信息的人,找不出第二个。
我与陈芗同在一个学习小组。她很器重我的直率、坦诚,也相信我不会把她对我说的悄悄话告诉别人。一次,我们在随意闲谈时,她告诉我,《不夜城》的导演,本来编剧柯灵提出黄佐临最合适。他留学英国,与影片主角张伯韩学历相同,又出自名门,自己曾是洋行高级职员,对处理《不夜城》这样的题材最合适。领导在讨论导演人选时,曾有过一番比较。后来,才决定由汤晓丹导演,理由是汤晓丹曾经在香港导演过许多影片,也熟悉生活;还有个显著的优点就是虚心,能听取意见。再说黄佐临是上海人艺的,需要借调。在导演《黄浦扛的故事》时,剧组发生过车祸,虽然导演不负直接责任,但总受点影响。最后决定用汤晓丹。由袁文殊去对编剧柯灵解释清楚。柯灵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
我把陈芗透露的信息对老汤说,他冷静稳重地表示:“都属小道,不可全信。”
我当然不服,对他说:“走着瞧,到底是我说得不对,还是你的消息不灵通。”
忙完了《沙漠里的战斗》后期,汤晓丹真的带回了《不夜城》电影文学本和一些资料。
资料说,《不夜城》是柯灵在1956年就完成的作品。夏衍读了非常满意,曾指示以文化部的名义提名推荐它为优秀剧本创作奖的候选剧目。
文化部都这么重视,上海当然格外青睐,定为彩色、重点故事片摄制。那一年,上海市电影局改组为电影公司。总经理袁文殊亲自将剧本交给汤晓丹时说:“我看过这个本子,写得很好,不但夏衍喜欢,我也很喜欢。这是1957年公司和制片厂的重点任务。现在公司下属三个厂,分别取名江南、海燕、天马。《不夜城》在江南厂拍摄,厂长应云卫也很熟悉上海资本家情况,是他提出《不夜城》去江南厂拍摄最合适的。”
汤晓丹当然愉快表示先读剧本再说。
当晚,汤晓丹就通宵达旦,认真读剧本。那时我家居住条件在蔡贲的关怀下已改善,汤晓丹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他开着100来支光的大灯泡看剧本,也不影响我和儿子。我根本不知道他兴奋得一夜未合眼。
天亮后,他才对我说:“《不夜城》全剧充满家庭伦理情和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真是一个很好的本子。尤其张伯韩这个人物,满怀爱国热情,年轻有朝气,我再仔细想想后,要找柯灵谈谈。”
汤晓丹还没有去找柯灵,袁文殊第二次又找汤晓丹,主动阐明《不夜城》是出国任务,影片一定要拍好,完成后要拿着它出国放映,在国际上宣传我国和平改造资本家政策的胜利。
这时,汤晓丹才感到压力大。但是,他仍然耐心听着,没有用豪言壮语表态。袁文殊很善于用言词煽动导演激情,他说:“一定要把张伯韩刻画成一个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让国外的人也能体会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深得人心的。驳斥国外的某些歪曲宣传。”汤晓丹顿时清醒地认识到《不夜城》是政治任务。
当晚,张骏祥副总经理也专程到我家,以特有的关怀,谈到他对电影文学剧本的看法。与袁文殊不同的是,张骏祥偏重导演再创作,减轻了袁文殊的政治要求。
张骏祥认为,剧本里表现反动派对张伯韩施加压力,写得太软弱了,导演在处理这些戏时,应该适当加重。对立面的人物要有点像解放前上海警备司令宣特吾的气派。加重矛盾冲突,戏就好看,张伯韩不屈服压力的人格力量也衬托出来了。
张骏祥主张加重张伯韩积极方面的戏,比如他刚回国时很有抱负,立志搞实业救国。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发财,也和其他投机家一样,套购外汇发横财。他与其他投机商不同,后来会在妻子面前自嘲一番,流露出对自己不老实行为的不满。
从张骏祥的话里,可以判断他不但认真读过剧本,还从导演角度思考了问题。汤晓丹感到张骏祥对《不夜城》也很偏爱。可惜汤晓丹没问他“你为什么不接?”
汤晓丹原想找时间与柯灵交换意见,都被公司和电影厂两级领导强制安排的各种活动挤掉了。汤晓丹导演了那么多影片,唯一没有和作者事先互相沟通的,只有《不夜城》。
厂长应云卫则毫不在意地认为,本子交到厂,先由厂安排组织社会各界人士讨论剧本至关重要。于是他通知副厂长召开会议,导演还必须出席听意见。
首先是电影厂组织所有导演看剧本,出谋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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