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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自由谈《出版法》的构建


□ 阮晓勇

  摘要:出版自由是我国宪法加以明确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文章从出版自由的价值入手,分析了西方国家保护出版自由的进程,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出版法》的思路。
  关键词:出版自由;出版法;表达自由
  中图分类号:C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6-0034-03
  
  2002年以前,我国的出版行为长期处在仅靠1979年《宪法》保护的状态,在197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宣告保护公民出版自由,使我国的公民的出版自由被纳入宪法保护的体系。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出版管理条例》对出版自由进行了相关规定,这一较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讨论。《出版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的六年间,我国的出版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出版管理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出版法》的制定迫在眉睫。
  
  一、出版自由的价值分析
  
  自由,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是通往法治的幸福王国。究竟什么是自由?我们说自由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对法价值的追问源于人的本性,自由即为人的本性与尊严。人的自由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最高理性追求,从生存论意义上,人是追求自由和遵循社会秩序的社会存在。
  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均属于表达自由,表达自由是社会自由的一种,社会自由与意志自由共同构成了自由的全部内涵。出版自由是指出版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们天然有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就像我们有说话的权利一样。诚如所言,人是会思考的动物,并有权利用文字等方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与人交流。这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已经得到普遍国家的宪法确认。就出版自由的社会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它是人们表达意见抒发怨气的重要渠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总会有纠纷,民众对问题看法不一,出版自由保护的就是公民表达不同观点的途径,堵塞言论出版渠道的社会很难承载整个社会的怨气。其次,出版自由也为统治者的管理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方式,不聆听民众心声的政府在各方利益衡量和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围绕出版自由与法规范之间的关系曾有过很多探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目的是通往自由之路”;启蒙思想家则认为“一切的自由都是法律下的自由”;罗尔斯认为“法治和自由显然具有紧密的联系”;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在书中表达了“免于强制的自由”思想,但他并不排除法律的合理干涉。然而19世纪英国的法理学家密尔则在《论自由》一书中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出版自由是绝对的自由,虽然不是毫无节制,但不应受法律的惩罚。出版自由只受道德的约束,法律的干涉是不正义的。显然,密尔的观点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出版自由虽属天赋人权,但在权利的行使上要联侵害社会和他人正当权利,这种限制主要基于人的社会性考虑。那么,在出版自由和社会他人权利之间如何寻找平衡点?主要看出版物发表效果与限制出版自由之间保护谁的利益更符合法价值的高位阶选择,从而更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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