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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和思想之间


□ 陈岸瑛

陈岸瑛1973年生于武汉,2001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美学。主授课程:近现代西方美术理论,美学。

我于2001年8月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工作,迄今已从教5年。我原来学的是哲学,现在从事艺术理论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可以说是兼跨两个领域。我常开设的课程有两门,一门是西方美学,一门是西方美术理论。按照我的理解,美学附属于哲学,美术理论却附属于美术学,这两门课程不仅在功能、意义上有所不同,在基础文献上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在美学课上我会让学生读康德、黑格尔,在美术理论课上会让他们读马蒂斯、康定斯基。就西方而论,从文艺复兴以后,很多大的画家、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言论甚至专著留下来,正是这些“画论”(也包括部分批评家的言论),让我们知道了艺术创作背后的逻辑和理由。很显然,这对于以艺术作品为核心的美术史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不仅如此,画论的研究,由于更关注创作之“理”,而不是单个作品的前因后果,就显得比单纯的史料考订具有更强的历史前瞻性。比如说,在架上绘画衰落后,还存在着哪几种可能的复兴方式?这样的问题,似更适合于由画论研究来作答。广义的美术理论,还应包括方法论研究——方法论在这里主要是指那些对美术批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或思潮,比如现象学、阐释学、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等等。
我想,美术理论的研究性质,以及它和美术史、美术批评的关系,与电影理论的性质以及它和电影史、电影评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近似的。这两个领域的人,有不少的经验可以交流和共享。此外,据我所知,美术理论和电影理论,美术史和电影史,原本就有不少交叠的成分。我不知道美术史对于电影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至少对我来说,电影史中的某个部分,也是美术史中的一个部分。我所指的,主要是那些非常规的电影类型,如布努艾尔、维尔托夫和爱森斯坦的先锋电影。布努艾尔和画家达利的合作就不必提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和同时期的抽象绘画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像维尔托夫所从事的电影实验,则直接可以看作是后来新媒体艺术的萌芽。众所周知,在摄影术发明之后,“美术圈”所使用的媒体,便不仅限于绘画和雕塑这些传统类别了,从早期的摄影,到电影、录像直至最新的计算机图像技术,这些“影像新媒体”,不仅催生出新的艺术门类,如二战后的“新媒体艺术”,而且也反过来对传统美术产生了影响。比方说,杜尚的那幅著名的《下楼梯的裸女》,就曾受到过连续摄影的影响;而像艾格林、里希特这样的艺术家,因为受电影的影响,在1920年前后转向了抽象动画的制作。现在大家都提倡搞学科交叉,我看美术学和电影学不妨交叉一下,说不定会结出许多新的成果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
我想说的第二方面,是研究西方、搞理论的人文学者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窘境。这个问题,我原先在哲学系念书时感觉还不强烈,因为哲学本来就是西方来的,本来就高度的理论化,所谓的哲学史,原本就是理论史。后来进了艺术史论系,才发现研究西方、搞理论的人,是很容易在学术上成为二等公民的。艺术史论系虽然也含了一个“论”字,但主要还是偏于“史”(在国外,则只听说有艺术史系),尤其是中国方面的历史。做历史就讲证据,尤其是一手的证据,谁掌握的一手材料多,谁提供的知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谁在学术上就越硬气;同理,中国人搞中国历史,也比搞西方历史更容易在学术上有建树,因为一手材料占有得多嘛。从这些“硬条件”来看,研究西方、搞理论的人,还没出手似乎就已经低人一头了。
在哲学界当然也有这种学术上的比拼,比如说,一个人精通德语或希腊语,做了不少重要哲学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工作,那就是了不得的事了。但是,做西方哲学毕竟不能全靠外语好,否则为什么那么多外语专业的人,不能来翻译一两本哲学著作呢?大一点的哲学家都是出思想的,不具备一定的思想能力,要想弄懂他们的一个概念都难,更不用谈通盘、准确的翻译了。再说,做哲学也不能只做哲学史,一个民族间或出一两个思想家、哲学家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在哲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有的人哲学史没有学好,却变成了哲学史的重点研究对象,比如说尼采、维特根斯坦、胡塞尔。再比如哲学的祖师爷苏格拉底整天在广场上空谈,又做过什么学术了?若只以学术为衡量标准,一部哲学史就没法写了。即使写了,也是非常古怪的。由此可见,在哲学学科里,始终有一个外在于学术的标准,这就使得思想和学术有了内在的平衡。
我从哲学系进入史论系后,忽然发现这样的平衡被打乱了。思想和学术,理论和历史,这些原先至少认为是both重要的东西,居然从一开始就被分出了轻重。这使得我直到今天,还有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是教学、科研、考评,在这些纷至沓来的压力面前,容不得自己犹豫茫然。不过庆幸的是,有时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几年下来,在治学方面,居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摸着了一点方向。比如说,我觉得在西方美术理论方面,就有相当的学术工作可做;而这些学术工作,即使对于纯粹的思想工作,也是能起到推动作用的。整理和翻译西方画论,将画论与作品、传记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修正,这些都是学术性的工作,值得下大工夫去做。有了这些基础,思想才能产生得更有依据,更有气势。解读西方画论,对其中蕴含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理解,这些都是思想性的工作。很多画论,原本就蕴含着比较高阶的思想,如歌德的《论颜色》,康定斯基的《论艺术中的精神》,庶几可以与哲学文本相媲美。而从哲学的角度,去解读塞尚、贾克梅蒂等以手艺方式展开的思想,也会得到别具一格的感悟。这些思想性的工作,不仅是单纯的学术不可以替代的,而且也是学术工作最终的目标——至少在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中,学术工作的目标看起来是解放和激活凝固在经典文本中的那些精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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